五、财政政策怎样“适度加力、提质增效”?
会议指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财政政策基调与去年大致相当,一方面保持积极的态势,即加力以支持扩大总需求、防范化解经济社会风险,另一方面又提出了“适度”和“提质增效”“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也就是说要根据经济社会需要来实施,不搞大水漫灌,积极的财政仍是高质量发展框架下的积极,避免大幅提高财政风险,让财政更可持续。
“提质增效”是近年来财政政策在加力之外的重要目标,这是由当前财政形势紧平衡决定的,越是收支矛盾加大,越是要提高财政支出绩效。具体来看,明年的财政政策有必要从以下三大方面发力: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调不变,2024年赤字率或有必要突破3%,赤字规模由中央占主导。二是财政政策以支出政策为主、减税降费等收入政策为辅,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三是推动财政政策逐步从重投资转向投资与消费并重。
六、为什么提出“先立后破”?
实际上,“先立后破”不是第一次被提及的工作方法论,这对于新旧动能转换期的中国经济而言尤为重要。我国长期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摸着石头过河”以及“渐进试点”等做法就是先立后破的方式。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过这个表达:“必须坚持稳中求进,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坚持系统观念。”
2022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绿色转型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先立后破,而不能够未立先破”“实现‘双碳’目标,必须立足国情,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搞运动式‘降碳’、踩‘急刹车’”。说这个话,是有事实根据的。
七、货币政策怎样做到“灵活适度、精准有效”?
会议提到,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与去年相比,中央对货币政策的要求,增加了“灵活适度”。一定要防止因大水漫灌、政策强刺激而产生新的风险。这方面,我国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是有教训的。当时启动了大力度的基建、房地产刺激计划,导致紧随而至的产能过剩、杠杆高企、房地产库存高企、房价暴涨加剧贫富分化并抬升制造业成本等,经济陷入极大困难。
预计将更重视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而非信贷社融的增速。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灵活性,降准降息均有空间,该降准降准,该降息降息,不要受到多政策目标的过多限制。
八、为什么强调政策的三个统筹?
会议强调“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这要求明年宏观政策要有全局意识、系统观念,处理好需求端与供给端、城市与乡村、发展的安全与可持续性三对关系,相互配合、相互衔接,形成合力,避免合成谬误。近年来,部分政策之间缺乏系统性和统筹谋划,存在碎片化倾向,制约了政策效果的协同发挥。部分非经济政策的紧缩效应,比如过去部分地区存在的一刀切的环保政策、拉闸限电、部分行业的调整等。
注意,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在2024年可能要发力。
九、为什么强调“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
会议提出“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提出这个问题是有背景的。近年来,主动引导预期的力度不够。部分受损群体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声能力较强,民间传播效果强大,而官方衙门气太重,不会宣传。经济有亮点也有隐忧,积极回应和应对,才能真正打消公众疑虑,正确引领社会舆论。同时,政策的解读要走在前面引导预期,加强与市场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