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普遍性问题包括强制或变相强制,多数企业将跟投与职级晋升、奖金发放直接挂钩,让“自愿”沦为“被自愿”;流动性锁死,项目停工、去化迟缓,叠加预售资金被监管或挪用,导致员工本金难以按期回正;兑付条款“单方面可修改”,企业常以“项目亏损、未达预期利润”为由,对本金兑付进行延期、打折甚至拒绝等。
“员工被裁或离职后权益悬空,既无法参与项目后续决策,也难以通过内部通道有效维权。”柏文喜指出,类似华侨城这样,即便是国资背景的企业,不仅未能为员工提供额外安全保障,反而可能因决策流程冗长、问责压力大,导致兑付动作更为迟缓。
而造成这一现象离不开两个原因:
第一是周期因素——房价下行、销售放缓、融资收紧,导致项目现金流枯竭;
第二是制度缺陷——跟投协议普遍缺少“风险共担”的对称条款:盈利时员工只能拿有限分红,亏损时却承担全部本金风险;信息披露、退出机制、争议解决安排均缺位。这些制度缺陷在行业顺周期时被高增长掩盖,一旦进入逆周期便暴露无遗。
柏文喜进一步表示,具有国有资产背景的开发商兼具“市场逐利”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双重属性,在跟投纠纷中更应承担起更重的“实质兑付+风险化解”责任。
他认为,在行业深度调整期,唯有先让跟投制度回归“风险共担、信息对称、自由进出”的本源,再辅以国资企业的兜底示范,才能防止此类纠纷演化为更大的社会风险。
(来源:齐鲁观澜、深圳大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