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案不同办引争议：“瑞德青春”诈骗案“刑辩天团”会战中原

次日上午，2023年8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出具了一份给家属的《拘留通知书》，案由是涉嫌诈骗。一个月后，2023年9月28日，前述员工被取保候审。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下发的《取保候审决定书》显示，因“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需要继续侦查”。

不过，距C和同事被取保候审已经过去了近两年，她们均未接到公安机关的进一步通知。

莎蔓莉莎青岛某分店3名员工经历和北京门店类似：2023年8月16日，3人以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2023年9月15日被取保候审。但不同的是，2024年9月11日，她们收到了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作出的《解除取保候审通知书》，原因为“取保候审期限届满”。

5、没有绝对的“谁对谁错”

被司法机关询问过的员工回到门店后，仍在继续上班。目前，瑞德青春在珠海的公司已经被查封，但莎蔓莉莎的美容门店仍在正常营业。

辩护律师认为，这样的“同案不同办”“同案不同判”存在问题，应该有同一标准。

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看来，现在经济领域的新型犯罪比较多，同时，经营活动也出现了各种新的手段。对于一些新事物，大家的认知在不断深入，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因认识不同，出现“同案不同办”的情况。

张建伟解释，有一些案件一开始就存在“罪与非罪”模糊的问题。从公安机关侦办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和法院审判，都可能因为存在法律适用方面的疑问，层层上报到公安部、最高检、最高法等，由他们来释疑解惑。

其中，在侦办阶段，公安机关可以上报到公安部，公安部可以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意见，后者负责刑法的修法工作，“解答更权威”。公安部也会向最高法、最高检征求意见。如果是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上报“两高”，“两高”作出批复，那它形成的就是正式的司法解释。

张建伟补充，“上报”的前提在于司法机关认为案件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疑难”。倘若他们根本不认为有疑问，自然也不会主动向上级报告。目前，不存在“同案不同办”的强制上请制度。

“‘两高’有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办案时要做类案检索，试图做到所谓的‘同案同判’，但类案检索的结果并不具有绝对的约束力。”张建伟表示，即便办案机关意识到不同地方对同个案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也不意味着必须放弃自己的判断，因为“谁对谁错”需要进行实质判断。

“有的地方认定较宽，有的地方认定更严，哪一种更符合法律规定，这是需要进行严格审视的。”他补充：“刑法总则有一般原则，分则也有判断是否构成犯罪的具体要求，最终还是要根据事实、证据和法律来进行实质判断。”

2025年9月，莎蔓莉莎在北京市通州区的一家门店内，一楼的墙上贴着“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标语，下方放着的，是一摞瑞德青春诈骗案庭审记录和部分辩护词。

（记者/李桂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