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高校研究生举报导师，“导生关系”沦为雇佣关系了？

本周，北京邮电大学15名学生联名举报自己的导师，令高校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在这份长达20页的举报信中，不乏“常常破口大骂”“毕业威胁”“差遣学生为其女儿考试作弊”等有违师德师风的控诉。北京邮电大学迅即调查，后续通报中明确，取消涉事老师的研究生导师资格，停止其教学工作。而仅仅两个月之前，华中农业大学一名教授同样在学生的举报声中，走下讲台。

这看似“极端”的个案，背后折射的“导生关系”失序确属不争的事实。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高校中有相当一部分导师在追求个人学术利益最大化时，与研究生之间的关系正“沦为”功利性的雇佣关系，以至于学生对导师的称谓都变成了“老板”。不少硕士、博士研究生成为科研廉价劳动力，给导师干活往往“不求回报”，成为导师的“黑工”。

这两所高校研究生为了正当的权利，不惜冒风险用“联名举报＋网络公开”这种特殊方式。盖因有网络加持，学生们最后维权成功。然而，我们对这种个案的“胜利”有必要进行更深刻的反思，“导生关系”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早在2006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路甬祥院士，就曾公开批驳“科研老板”现象。

他指出，大学研究生大规模扩招以来，学生参与科研的机会减少，一些导师不是为了充分激发学生潜能，而是为了完成项目，把学生当成科研“打工者”。

近20年过去，高校科研院所里的导师还是“老板”。特别是对理工科的学生来说，每日考勤打卡、在实验室“九九六”，和普通打工族没什么区别。

其实，如果纯粹是职场，倒也还好，无非你出钱我办事，彼此互不相欠。可是，劳动法并不保护在高校和科研院所里的研究生。

针对导师被学生投诉这一现象，教育部早有明确规定。

《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指出，导师不得要求研究生从事与学业、科研、社会服务无关的事务，不得违规随意拖延研究生毕业时间；同时规定，对导师的师德失范行为，培养单位可视情况，采取约谈、限招、停招、取消导师资格、清除出教师队伍等措施。

但现实是，这些规定很难落实。

首先，导师对学生拥有绝对“权力”。学生何时开题、答辩、毕业，完全由导师直接决定；科研补贴给不给、给多少，也完全由导师说了算。如果想毕业、有补助，学生自然得听导师的话。

学生自己不敢“反抗”，高校对导师也缺乏常态化的监督、约束。

由于实验室环境相对封闭，导师“压榨”研究生时，“家丑”往往很难外扬；学生即便想“维权”，可有些“穿小鞋”行为，如拖延指导、拒绝签字等，导师也能以“是学生能力不足”轻易否认。

找谁申诉呢？高校向来是“铁打的导师，流水的学生”，校领导跟导师“抬头不见低头见”，甚至就是导师本人。

有时，校方哪怕知道了，也宁愿“睁只眼闭只眼”。毕竟，一个学术“大佬”会直接影响学科排名、国家实验室、国家课题基金和SCI论文等考核申报硬指标，高校也得罪不起，即便“闹大了”也倾向“轻拿轻放”。

教育部曾要求，高校应建立师德监督体系、投诉举报平台，但人情、面子和利益捆绑，让高校对导师的监督制度往往流于纸面。

长此以往，有些导师反倒是习惯对学生“生杀予夺”。

这一问题并不是我们独有的。如何和导师相处，是全球硕博研究生的共同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曾指出，导师制大体分两种，一是欧洲的“导师制”，二是美国的“老板制”。无论哪种，导师都是相对强势方，保护学生都需要一定的制度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