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细雨》/125×241厘米/纸本设色/1990年
《亭亭白桦》(合作)/141×349厘米/纸本设色/1987年
董其昌所生活的明代,在立国之初即宣扬自己继承的是宋代的道统,艺术上自然以宋代院体为主流样式。朱棣迁都北京使得本来就式微的江南文人在政治上、文化上进一步被边缘。世界范围内,西方文艺复兴已行至中后期,古典艺术的写实成果通过传教士源源不断地舶来。
无论宋代院体传统,还是西方古典艺术都具有肖似的语言特征。为了对抗这一具有广泛影响性绘画观念,并树立文人画的中正地位,董其昌的理论随时代而生。董氏的经本是好经,符合艺术多元化的本质,奈何被庸人念歪了。在他传人的笔下,多元思辨的精神不见了,空留下笔墨的躯壳。
石涛与董其昌们的分歧,看似是艺术问题,实际上却是认知世界的方法论问题,且都源于王阳明学说。说到阳明先生的学说,不能不提“知行合一”的理念。这听起来很符合中国人的中庸思想,“知”与“行”一锅烩。但事实恰恰相反,阳明学说也有“左派”与“右派”之争。嵇文甫先生在《晚明思想史论》中就指出:“在思想史上,一个大师的门下往往是‘学焉各得其性之所近,源远而末益分’。龙溪(王龙溪,名畿,字汝中,浙之山阴人)、心斋(王艮)使王学向左发展,一直流而为狂禅派。左派诸子固然是‘时时越过师说’,把当时思想解放的潮流发展到极端。泰州学派的开创者王心斋原是个盐丁,并没有读过几本书。他说:‘圣人以道济天下,是至尊者道也。人能宏道,是至尊者身也。’这是一种大我主义,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
《清音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