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晓松是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角度去选择、体验和评价这些西方文化中的经典的。这其实也是正常的观照世界的角度。每个人只能从自身所在的历史文化积累、素养,和现实需要的角度出发,去观照一个与自己的现实世界有很大差别的异质文化。我们不可能自欺欺人地去确立一种超越民族与国家的所谓普世的世界文化的眼光,从来就没有这样一种“世界眼光”或“全球视野”。当莫晓松用自己这种“中国眼光”去观照欧洲文化的时候,他的艺术中反而呈现出一种全新的特色。莫晓松把这种状况称为:“我和世界互动”。当莫晓松观察到古希腊艺术中线的作用的时候,他极为感慨,“这些长袍的疏密相间、动静自如,长线短线,密集舒展、潇洒披拂。这些,和中国古典艺术的白描手法,大有异曲同工之妙。尤其适合中国魏晋时期人物画的白描手法,对线的刻画,更是惊人地一致”,“眼前之古希腊陶瓶人像刻画生动传神,无与伦比,赞叹接着思绪,又到宋之李公麟所绘人物造像,不在此之下,行云流水般的线条,飘逸而行止如意,非常具有质感。……国画之白描以画法为基本内涵。吾以为较古希腊人像有更深表达。吾以流畅圆润又凝练劲挺之线摹写之,以达敬意”。这无疑是一个清醒的东方艺术家对西方艺术表达的别致的携手与敬意。显然,这已经不是西方常规美术意义上的写生了。莫晓松经常说,他在观看这些西方文物的时候,经常产生一种在梦中穿越的感觉,他从现实穿越到远古,从西方穿越到东方,从神穿越到人,从宗教穿越到艺术,这种如梦如幻的穿越,本就是东方艺术中的一种特质:庄子寓言中的梦是著名的,《红楼梦》是梦,《牡丹亭》杜丽娘做的也是梦,水墨那种似是而非朦朦胧胧的不也是梦?中国艺术何曾那么自然主义地真实过?东方的莫晓松已经把他在欧洲的游历和艺术上的观照转化为个人的心象和情象。亦如他在圣殿山的写生中所题写的那样:“山非山,是心境;景非景,是心象。归去来兮,如梦如幻,不增不减。”此岂非东方禅学机锋中“幡动风动”之悟么?
有这么清醒的认识和清晰的主见,面对欧洲艺术如此伟大的古希腊罗马艺术的源头,莫晓松表达的确实是来自东方的敬意。他赞叹于西方艺术的伟大,感动于这些两三千年前艺术中那种生动独、特决不重复的艺术个性,和那些在浮雕艺术中复杂的人物组合和场景的变幻。他用东方意味的线条去传递同样用线条描绘的西方的造型,他也用水彩画绘制场景的方式,结合着中国泼墨与泼彩的方式,对复杂的形象组合作完整的场景式描绘。单纯色彩与水墨的结合,浓烈的泼彩与泼墨的运用(如《墨山色健》),给莫晓松这批欧洲写生带来独特的东方神韵。书法意味的用线给他的这批欧洲写生带来了更多的东方特色,满布画面的大量题跋,不仅使中国书画结合的特色在这批欧洲写生中没有缺位,还使莫晓松即景生情的万千情愫有了画面中宣泄的空间。当然,我更感兴趣的是这批写生作品中那种对物理时空的大胆突破。由于对中国主观意象式艺术造像和艺术思维的娴熟地运用,在莫晓松这批欧洲写生中不仅有多种古希腊罗马的复杂图像的集合,有线描的图像和素描影调构形的形象的同处,有完全不同焦点不同比例大小形象的叠置,巨大的罗马石雕素描式的图形与古希腊瓶画中精巧线描人物在一画之中的复合,作品中甚至还有东方佛像的掺和,佛像和希腊神像可是不同地域却大致同时且有历史渊源的历史形象。莫晓松这位在中国画坛只画花鸟的画家,到欧洲以后,人物、动物、器物、建筑、风景……总之,莫晓松在现场所看到和感悟到的一切,不论是时间上的过去与现在,空间上的东方与西方,具象的物象与抽象的思维,一切的所感所悟,莫晓松都自由地随心所欲地绘入画中……莫晓松这种从东方观照西方的态度,仅仅从他为自己这批写生作品所取的题目上就可以看到:望海之神像取名《小窗愁黛淡秋山》,具有情节性特征的浮雕被取名《雅典感怀——多少事,欲说还休》,一位睡着的裸体女神叫《雅典感怀——薄雾浓云》,行进中的女神被称作《雅典感怀——景行行止》……莫晓松这批画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和山一般的古希腊石刻人像及人像局部组合而成的作品《飞云过尽初遇圣殿山》。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没有任何一位在国外写生的画家如此处理过画面。近景是线描的古代神庙的遗址,而背景却是超比例巨大的古希腊石雕神像,而最令人慨叹的处理,是莫晓松居然把某希腊石雕的满是服饰褶皱的局部,以更为超比例的尺寸构成神庙遗址后的巨型山石,那复杂的衣纹褶皱里的大理石肌理,犹如中国画山水中的“皴法”与“点苔”,加上山腰与山脚积染留白的云雾,使这一组欧洲历史文物的奇特组合愈发像一幅异质的中国古典山水画……乍一看,这的确就是一幅风景画,但仔细一分析,这却是人物、服饰褶皱和神庙遗址不成比例的组合。是这些古希腊的神庙和石雕引发了作者思古之幽情?还是石雕那复杂的褶皱,引起了画家对中国山水皴法的联想?抑或是作者要消弥东方山水与西方风景间的距离?或者干脆就是,这多种想法兼而有之?不管怎么说,这幅画的出现,是莫晓松那“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中国式意象思维的运用的结果。
我毫不怀疑,莫晓松欧洲写生这种打破时空,自由穿越,如梦如幻的东方意象式写生态度,这种十分自觉地融写生与创作为一体的创作方法,成就了他的这些新颖的思路,新颖的手法、新颖的风格,不仅给莫晓松自己的中国画创作带来全新的面貌,重塑了这位工笔花鸟画家的全新的画家形象,而且莫晓松的这批欧洲写生,肯定也会给中国美术界的写生——不论是国内的写生或是国外的写生,带来十分积极的启示和影响。这或许就是莫晓松这本写生画集出版的意义之所在。(林木)
独立的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产物,其诸多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在我内心激起的巨澜,久久难以平息。
比如说,在中国仰韶文化彩陶上,出现具有图腾崇拜意义的鸟纹,在希腊陶瓶上,同样也有鸟纹存在。我们知道,鸟纹和太阳崇拜有关,而希腊陶瓶上展开双翅的飞鸟,则是存在于一个极其规范的圆内。这个圆,是不是也具有太阳的象征意义?在东西两地不同的陶器上,我还看到了非常相似的折带纹。这中间,是不是也有某种联系?
同时,我更看到,希腊陶瓶上的人物纹饰,为中国彩陶纹饰所没有。这,又是为什么?
总之,深究这种异同,具有极大的比较文化价值。在我,也应是学习、研究的重点之所在。
希腊是神话之国,这些神话元素,最早肯定也是承载于油画等各种其他艺术样式之中的。年代久远、苍狗白云,天灾人祸,许多这样题材的绘画都早已湮没。所以,留存于陶瓶上的这些画面,就成了后人研究希腊艺术3000多年前的历史的绝响,解读了它,你方能深入西方艺术的本心。
希腊国家博物馆陶瓶
由于是有备而来,临行前对部分藏品已有所了解,故而,观展中,能够很快融入这些陶瓶上的文化和艺术意蕴之中。
博物馆展陈的多只双耳瓶上,都画有古希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杀死半人马怪内索斯的图形。在一只双耳大腹罐上,更绘着狄奥米德斯与阿伊亚斯决斗的惨烈场面。大罐腹部,阿波罗带着少女乘坐着带翼的金马车,在天空飞驰;另一只双耳瓶腹部,绘的是一位套着双马、拉着战车的男子,马和车为黑色剪影。整幅画突出的是驾车之人,处理简洁明快,如同汉画像石之墨色深重的拓片。人脸、胳膊皆为黑色,却着一件白彩绘长衫,形成了红、黑、白三色相套的强烈视觉对比效果。
古希腊雕塑、彩陶瓶上面,所绘男性形象,一般都是裸体,以显示男性身体的强健和阳刚之美。古希腊人以此来礼赞生命,讴歌人体之美。我们知道,要在陶瓶上绘制人物,必须对人体结构有非常准确的把握,艺术再现才能形肖如生。尤其是以线描手法来表现男人的裸体结构,实属不易之事。
尽管如此,古希腊画匠却能寥寥几笔勾勒概括出人体的精美之处。种种动态,变化无穷。这些瓶画上的人体比例,都十分准确。对人的胸、胯、腹、膝等重点部位的刻画,十分细致、生动、形象。
希腊国家博物馆陶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