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以象尽——著名艺术家魏广君谈碑学经典与书法审美谱系的建构

北魏孝昌三年（527）原石陕西西安出土

清光绪十八年（1892）毁于火

书法是中华文化特有的艺术样式，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彰显着中华民族的品格和特性。历代书法作品在丰厚的文化滋养中不断发展演变，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意趣和艺术风貌。“书品”用传统文艺理论中的“品”的范式，对书家及其作品的风格类别进行区分和品评，包括了书家及作品所体现出的文化底蕴、审美趣味、思想情调等综合素养。南北朝时期袁昂的《古今书评》是目前可见的最早的较为体系性的书法评论，以精练的概念之辞和形象的比喻之辞，品评了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等25位书法家。“书品”之名最早见于南朝梁庾肩吾的《书品》，受汉末“九品论人”风气的影响，他将汉至梁书家分上、中、下三品，每品又分上、中、下三等，开创以“品”论书的先河，确立了一个相对成形的品评体系。此后，李嗣真《书后品》、韦续《续书品》、杨慎《书品》、杨景曾《二十四书品》、桂馥《国朝隶品》、翁方纲《苏斋唐碑选·上品》、包世臣《国朝书品》、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碑品》等论著一脉相承。凡此种种以“品”的方式介入艺术，形成了古人评论艺术的话语体系。中国传统书法艺术之所以能薪火相传，历久弥新地发展而来，正是依赖这一品评体系的推动。杨延芝为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所作小序中有言：“诗不可以无品，无品不可以为诗，此诗品所以作也；二十四品备而后可与天地无终极。”今将此论移之于论书，无品不可以为书，无品，评论也无从发生。

北魏《司马景和妻墓志》北魏延昌三年（514）

在东西方文明碰撞与融合的驱动下，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书法无论在表现形式还是内容上，均呈现前所未有之时代变革。传统文化语境的断裂，书写工具和方法方式的改变，使书法脱离实用而成为纯粹在“艺”层面上的展现。书法门槛的降低导致书法认识的混乱；书法艺术自身的抽象和幽深，加剧了人们对书法认识和评价的含糊不清。比如“线条”“形式”“空间”等西方图像观，逐渐融入了原本纯粹稳定的传统书法审美系统，在一定程度上置换了书法的传统精神内涵，深刻地影响着书法风格的演变。时代要求我们对书法40年以来的多元化探索和发展做出一种有价值的评判，时代要求我们建立一种新的与之相匹配评价体系。

从中国古代书法的历史进程观察，是围绕审美意蕴的深入表现，大致经历了以书求书，书从书出，书外求书三阶段。其内在驱动力都源于“古意”，即表达性需求。这种“表达性”常被文人表述为“古”“雅”“质朴”“浑厚”。当代书法艺术在审美意蕴统摄下，经历了对传统技法和观念的重新审读。在创作意识和成果上的巨大进步，是我们的创作已经不是单纯的对“碑学”“帖学”的取用，也意味着书法艺术的审美目光在逻辑上将有可能进一步走向泛视觉文化领域。

北齐《刘碑寺造像》

碑身高203cm×宽144cm×厚45cm

北齐天保八年（557）

书法之在当代的“新变”，导源于文化态度，以及缘之所引发的一系列的比如与书法创作相关的笔法、字法、篇章布白和风格样式等问题。现实中的书法被嫁接在一个多元的文化语境之中，对之的品鉴和解释也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境况，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书法在此是不能获得“解释”的，没有解释，尤其是没有体系性的解释，久而久之，即使不淡出人们的视野，也会讨厌说这个话题了。如此，书法的某种基本真实在“此”缺席，而缺乏“真实”形象的书法，完全可以脱离“什么”传统与现代，脱离笔法与字法形成了一种利用笔、墨、纸的物理状态而形成抽象的图像，一种书法之“外物”。站在传统书法的角度来看，书法史上出现过的所有风格，当代人均着手尝试，这是前所未有的，若将片段化的解读视为传统的全部，则暗藏着审美价值范畴体系的混乱，而书法实践层面的功利化，又反过来加剧了对审美价值范畴体系的遗忘。二者的循环，使之处在一种价值观念分解不清的状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缺乏一个以“品”所构筑之体系的建立。

我们从三国两晋南北朝书法文献资料梳理入手进行了一次新讨论、新阐释。关于这次研讨的学术理想，一如当代著名美学家张法先生所言：“在二王帖学占据中国书法主流的一千多年后，篆隶的经典化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不妨以龙门魏碑的经典化过程作一种参照。乾隆时代提出‘龙门四品’，经历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到同治年代，方达到龙门十品，后定为二十品，到光绪年间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龙门二十品’方得到书法界和知识界的普遍接受。而汉代隶书一直以来未有经典化的梳理，‘汉隶十二品’这一新名称的酝酿和提出，意味着开启了汉隶经典化的新路。”这既是我们对经典的一次重新学习和研究，也是将“三国魏晋南北朝三十品”书法进行经典化新诠释的启动。

北魏《晖福寺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