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与多元——对话著名画家郭振宇

记者：不同的阶段，曾受到过哪些艺术家和书籍的影响？

郭振宇：受影响是两个方面的，一种是同向跟从或者超越，另一种是逆向相对或批判。我上学时期的山艺是一个黄金时代，几乎是每天都在过艺术节——今天举办一个讲座，明天又有行为艺术，不断的展览，频频的音乐会，化妆舞会，摇滚音乐等。讲座的礼堂窗子上都站满人，摇滚音乐会把脸盆敲碎，行为艺术不定何时爆料，总是在学院里激起波澜。这种学术氛围中总有几个灵魂人物，当时王力克刚完成他的《鹊巢》，闫平正在画她的《母与子》，蔡玉水在画《中华百年祭》，顾黎明正在创作他的《门神》，王衍成在寻求新的绘画语言，魏琳在研究她的梦境，张建新在研究他的新包装，张强正在探索他的“现代书法学”。因为有这样一批人物，山艺一度纷繁活跃，充满着学术生命力。然而那时期的教学方式，总体来说不是一种创造性的教育，而是技术教授。如果不跟着老师学他的风格，学生就不知道怎么办，老师也难以讲解。

郭振宇，《受想行识如是幻》，综合材料，120×240×9cm，2019

记者：您受到这个时期的影响，受到这些老师们的启发，但也有自己的困惑？

郭振宇：是的，大学的优势就在于有大师，有大学问，我受到这种氛围和他们的精神的影响。但是当时从个性探索出发，觉得无法理解学校清一色的教学训练。在特教学校的时候，我就用了自己的方式教学，取消基础课，直接带着学生走入创作，用创作带动语言探寻，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探寻就成为学生自己课后的主动实验，所以学生的创造力很强，动手能力也很强。

大学时期，我研究了英国画家透纳，他对于时代的进步充满了热情和表现欲，对于暴风雪、海啸、大气的动态与色光充满了好奇，又总能把这些因素与人文结合起来，这是让我特别激动的。

因为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不同，涉猎的书也不一样。高中时，我读过叔本华的《人生的智慧》，对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的消解，引发了对事物的松动认知。弗洛姆《爱的艺术》思考了一种超越的爱对现代社会伦理秩序建立的重要性。歌德的《浮士德》对我触动很大。那种不满现实，竭力探索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的精神给我很深的印象。后来读书就是带着自己的思考，顺着自我探索和思想的建构寻找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与之对话。比如在思考生命的起源和宇宙的对应关系时，我读的都是科学、科幻类的书或者电影，像加来道雄的书、刘慈欣的小说《三体》、麦克卡森的《终极理论》，以及量子力学、平行宇宙等，与几位物理学家交流。科幻小说《三体》对我影响很大，因为这也是艺术创作，涉及历史、政治、军事、科技、宇宙等关于人类的所有领域，容量极大，纵古论今，游刃有余，又展开想象，涵纳未来，达到了当今思维意识的边缘。

郭振宇，《文明重建》，综合材料，240×560×32cm，2019

从物种到文明迭代规律研究时，我会研究历史、生物学的书籍，例如《山海经》《庄子》《淮南子》，马克斯·韦伯、汤因比、尼尔·弗格森的历史学、福山的社会学、彼得·沃森的思想史。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通过热力学和量子力学理论来解释生命的本质，引入非周期性晶体、负熵、遗传密码、量子跃迁式突变等概念来说明有机体物质结构、生命的维持和延续、遗传和变异等现象，这是很有创建的方法论和思维模式，不仅仅扩展了知识，还打开了思路。撒迦利亚·西琴的《地球编年史》、杜兰特的《文明的故事》是近年来读得信息量最大的两部巨著。这些是我们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对我的艺术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读书与创作都是主动思考，主动探寻的结果。为了完成、完善某个主题，我会思考从哪里入手，这方面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有什么可能。比如这段时间对于伦理秩序的思考，我就到《轴心时代》寻找方法论，由此延展出那个时期一系列的圣贤和思考成果——老子、孔子，琐罗亚斯德的拜火教、雅利安人的《奥义书》、古希腊的哲人思想以及当代秩序研究学者埃德加·莫兰的著作和克莱夫·詹姆斯的《文化失忆》。这些都是我在一段时间集中阅读、研究一个类别书籍的例子。由此，我会逐渐在一个个专业领域拓展并形成体系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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