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读苦思 心静如水——著名艺术家鲁虹缅怀好友祝斌

祝斌当时对贡布里希的理论到了几乎痴迷的地步，不仅有意识地在运用贡氏观点写文章，还常向我做深入浅出的介绍。为了激发我的理论兴趣，他还特地买了一本由范景中编选，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的《艺术与人文科学——贡布里希文选》（1989年3月）送我。受他影响，我也看起了贡氏著作。说来也怪，以前只要看大部头书，我都易犯困，但贡氏著作却令我甚感兴趣，因为我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体会到他的理论——如图式修正的理论、情境分析的方法，以及具有历史感的问题意识都让我很为信服。在接触其之前，我对不谈形式、光谈观念的空头理论深恶痛绝，结果也滑到了形式主义的泥坑里。祝斌的清晰讲解使我终于明白：艺术的形式（语言）问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内部问题，只有将其放在艺术史与现实文化的大框架中进行综合性研究，才能得出合理的结论。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即使受祝斌影响，我读了贡氏之书，却压根也没想到要做一个批评家，至多不过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而已。1989年，我的中国画创作《凉山印象》或《巍巍武当》分别参加了“第七届全国美展”与“全国科普美展”，这使我从小就做起的“画家梦”更加频繁的出现在了脑海里。有好长时间，我都是一边画画，一边看书或写文章。而且，那时我对写小说也有点上瘾——如以艺术界题材所写的短篇小说《批评的逻辑》就发表在了《当代作家》1991年第1期上。祝斌见状告诉我：“一个人一生只能做好一件事，同时在几条战线上出击，肯定难以取得更好成绩。”他还对我说：“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如果把个人工作与研究结合起来的话，会更好。”其实，类似话陈方既老师也说过，但祝斌说后更引起了我的深思，结果使我重新调整了画画与理论的关系。再往后，我基本是以做批评为主。这也意味着，我已逐渐转向了。

三

1987年9月左右，《美术思潮》编辑部接到了有关部门的通知：刊物要在年内停办，其后便与湖北文联的另外三个刊物，如《长江戏曲》、《长江歌声》等合为一个刊物，统称为《艺术与时代》。于是，年底的最后一期刊物究竟如何出，就是彭德老师考虑得最多的问题。在我的印象中，最后一次《美术思潮》的编辑会确定内容后，就由祝斌带领刘春冰与吴佳共同编辑。那期杂志邀请了《美术》主编邵大箴、《中国美术报》主编刘骁纯、《江苏画刊》主编刘典章、《美术译丛》主编范景中与《美术思潮》主编彭德各写一篇回顾刊物近年来办刊之路的文章。此外，还特地约栗宪庭、李小山写了介绍何溶和索菲的文章。考虑到还有一些准备用的文章将来再也无法刊用，便以《来稿文摘》的方式选发了一些作者的文章。原来还准备由彭德老师写一篇《停刊辞》，因他感到不太好写，就改设了一个《读者来信选登》的栏目，其中主要是些读者们对《美术思潮》大加赞扬的话语——包括现在名声很大的艺术家周春芽与批评家殷双喜。这最后一期刊物——也就是1987年第6期《美术思潮》的封面与封四，还有封二、封三、全是红底，上面印有刊物参与者与支持者的照片（内页同时还附有每个人的简历）。虽然只有几个页码，但花费了祝斌很大精力。那一段时间，他不但要和相关人士联系——索取照片和简历，还要在红色的底子上不停地摆弄照片搞构图。一直到文稿与图片进了印刷厂，他都在不停地修改。他告诉我，这是他办得最吃力的一期刊物。不过，祝斌的劲并没白费，此刊获得了广泛好评，而他做的封面设计也成了中国刊物史上最有特点和纪念意义的一期。

四

《美术思潮》停刊后，我调到了《艺术与时代》编辑部，彭德老师和祝斌则调到了文艺理论研究室。也因为这样，不仅使他们的办公室从此成了省内外当代艺术界人士的重要聚集地，也使我到该处远比到自己编辑部的时间要多得多。一般隔上几天，我就会去那里一次，他们不在的话我立马回家，如在则和他们聊个没完……

1989年在武汉，左起：祝斌、鲁虹、黄专

1989年初，彭德老师带着祝斌和我一起策划了“中国当代艺术研讨会”，因为文艺理论研究室人手少，从4月底经费正式下达起，祝斌在会务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又是联系宾馆，又是联系省内外来宾，又是定票等等，忙得不亦乐乎，这使得会议得以于7月4日至5曰在东湖宾馆顺利召开，省内来宾有邓小芒、易中天、皮道坚、黄专等人，省外来宾则有刘骁纯、杨小彦、李媚等人。会议首先以录像、幻灯等形式介绍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创作现状；再次由外来宾就当代艺术的趋向、主潮及性质、当代艺术中的国民性问题、当代艺术的哲学思考等进行了学术交流。回首望去应该说，这是中国美术界较早使用“当代艺术”概念的一次会议，其发言质量非常之高，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只是宣传不够，留下的相关资料也不太多，故现在好多人都不太知道。

1990年美术思潮同仁为送黄专赴广州聚会（左起：李凇、彭德、严善錞、黄专、鲁虹、皮道坚、祝斌）

1991年祝斌改调到湖北省美术家协会任秘书长。虽然我们三人在不同部门，但常会一起参加各项活动。比如，隔些时间我们就会骑上自行车到处于武昌小东门昙华林的湖北美术学院、湖北美术院或处于珞珈山的武大——或是到艺术家工作室看作品，或是参加一些学术活动、聚会。此外还包括对外地朋友的接待——如陈孝信代表《江苏画刊》前来组稿、王林携带“北京西三环艺术研究文献展”小展板前来展出、吕澎为“首届广州90年代艺术双年展”前来组织作品、杨荔代表《艺术广角》前来组稿等。这里特别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应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邀请，赵冰博士于1988年中在武汉大学创办了城市规划专业，不仅组织了大量有影响的学术活动，如召开“中国文化学学术讨论会”和定期举办名为“沙龙49”的学术研讨会等，还先后调东北艺术家舒群、任戬到了武大，加上王广义于1990年亦从珠海画院调到了湖北轻工业学院，（现为湖北工业大学），于是，武大城市规划专业的办公室与王广义在湖北美术学院附近的工作室就成了我们经常聚集的地方。不过，随着武汉当代艺术进入低谷，他们三位与本地的一些艺术家、批评家——包括尚扬老师、皮道坚老师、杨国辛、李邦耀、方少华、石磊、黄专等——先后离开了武汉。就此，作为中国当代艺术重镇的武汉消沉了下来，实际上，此一情形只是到新世纪湖北美术馆成立以后才逐渐恢复过来。

1992年，武汉，右一为祝斌，二为傅中望，三为鲁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