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寿田 | 章草的真相——隶变与草化

当我们正视隶变与草化，贯穿于两汉到魏晋6个世纪的史实，便不得不在面对这一漫长书史过程中的隶变与草化现象变得谨慎起来。因为充斥这一段书史中的除宏大叙事外，无疑还存在很多细节。这些细节既与书史宏大叙事有关，但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游离于宏大叙事之外，并以其相对独立的细节结构揭橥书史真相，从而改变或重构书法史的形态与面貌。

事实正是这样。重新检讨两汉隶变进程，首先便会发现，隶变并不足以含盖东西两汉书法形态，尤其是从草书立场审视两汉书法，隶变更是缺乏充分的对应与兼融。也就是说，隶变并不能完全说明东西两汉草书嬗变现象，细加追究，隶变是一种与文字学混合的书法立场，隶变即对应指称的是由文字学演变而导致产生的书体变革。因而，由于隶变的产生，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出现了文字古今变革与分野，隶书为今文字，篆书为古文。明确这一点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影响到中国古代经学史。从西汉时发端的经学今古文之争，便是由于记载儒家经典文字和篇数的不同所导致。

两汉经学今古文之争，是中国经学史上争论最大、历史最久的一桩公案。它的起因是由于西汉初期古文经的发现。两汉从景帝以后，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学术文化也逐渐得到复兴。景帝除“挟书令”，朝廷鼓励民间献书，于是躲过秦火、藏匿民间的一批佚书古本被发现。此外，鲁恭王刘余坏孔子宅，在墙壁中也发现了《礼记》、《论语》、《诗经》及《古文尚书》几部用先秦古文抄写的儒家经典。其中《古文尚书》，经孔子之后孔安国隶定，献于朝廷，建议列于学官，但适逢宫内发生巫蛊案，《古文尚书》列于学官的问题便被搁置下来。

在古文经发现以前，西汉时期的经书，全部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的。所谓今文，即指汉代通行的隶书。由于今文经与古文经在篇数及文字上均有歧异，遂引发经学今古文之争。

两汉经学今古文之争的起因，虽缘于今古文两家授受所据儒家文本的不同。但政治上的纷争对立，也是引起此一论争的重要原因。西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并置博士弟子员。列于学官的儒家经典，皆为今文经。这使得今文家在政治与学术上居于绝对优势地位。而古文经的出现，则在客观上对今文经构成了极大地威胁。由此，为维护自身在学术上的独尊地位。今文家拼命诋毁，压制古文经。古文家也不甘示弱。经东西两汉四百余年，今古文二家展开激论争，荦荦大端者约有四次，结果是古文经除在王莽篡汉及光武帝初年，依靠政治势力短暂列于学官外，经东西两汉始终是一门私学，经学方面仍是今文家的一统天下。

从书史立场而言，隶变不仅横亘整个东西两汉四个世纪书法史进程。并且隶变的肇端还远不止起于西汉，而是从春秋战国时期便开启了。如春秋时期晋国《侯马盟书》，在笔法上便突破了宗周大篆体系，在露锋起笔，侧锋刷扫的快速起收笔中，便出现打破篆书绝对中锋的节奏感，书体空间结构也趋于开放。而至秦代《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中捺划的萌端。表明隶变的进程正式开啟。

从西汉开始，隶变开始进入到一个明确化阶段，在笔法上的突出标志即是捺划的强化——它萌芽于《睡虎地秦简》。这是隶书后来的一个典型笔法，同时也是汉简隶草得以确立自身笔法特征的典型笔法。隶草正是通过隶变捺笔，获得奋曳之势。而将捺势加以转束纵逸，便形成草书一拓之下之法。这从陆机《平复帖》中，可以窥测其嬗变之迹。也从西汉发端，隶变与草化走上两条不同途径。隶变的目标是文字学意义的正体化隶书；而草化则是艺术审美意义的，是个体自由感性的草书创作。在东汉晚期，草书逐渐由下层庶民向上层文人转换。在以张芝为代表的文人阶层，草书得以形成弥漫性社会审美思潮，并对儒学主流价值观念构成强烈冲击。由此草书在东汉晚期的文人化，便具有了书法思想史的意义，它表明书法开始冲破儒家经世致用的桎梏，而与人的生命感性及个性自由结合起来。情本体开始在书法中发挥支配作用。草书由下层庶民操持的不知名行当而上升到由文人支配的抒发生命情感的崇高艺术形式，并且草书的高度符号化与抽象化，赋予了线条的形上品格。几乎与此同时，道家学说在经历了东西两汉四百年压制，又重新开始活跃起来，成为文人追寻自由审美精神的内在支撑，并由此与草书达成内在的精神契合。随着东晋玄佛合流，草书在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东晋世家大族手中臻于高旷之境，形成书法史上第一个草书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