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寿田 | 章草的真相——隶变与草化

相对隶书在汉代占据“六体”地位，并且隶书取代古文，成为今文并成为儒家今文经学的载体。说明隶书已经取得官方合法性正体地位。至东汉隶变终结，隶书的正体化获得确立。而隶书所造成的另一条线索：草化，则终东西两汉也始终没有完成典则化，而草书所依托的简草至东汉晚期不仅尚远未终止，并且还一直持续嬗变，直至西晋时期。因而，草化固然是因隶变而起，但草书的后期发展则并不能为隶变所含纳——草书已逸出隶变范畴。换言之，隶变在两汉书法史上，更多地是来自文字学立场的揭橥；而草化则是书体立场的审美演化。到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将草书与古文，篆书、隶书并列为四体，并以势加以论略，便表明至西晋草书的艺术审美地位已昭然若揭了。

隶变与草书在汉代嬗变的差异，还同时表现在笔法上。隶书的笔法从隶变早期的率意多变渐趋于内收单一。至东汉晚期，庙堂隶书已形成蚕头燕尾的典型华饰与中锋为主的单一笔法。而草书从西汉早期一直到东汉隶变终结，隶书完成正体化，则其始终处在嬗变过程之中。表现在笔法上，便是线条不断趋于抽象和节奏化，不断祛除隶意，由裹束曲笔趋于振迅的直笔。后世草书的使转笔法，正是在祛除隶意，振迅直笔的基础上完成的。所以草化虽与隶变有直接的关系，但草化由隶变脱化而出，笔法上自成统系。至东汉隶变终结，隶书正体化完成之时，草书之草化变革——今草，离实现目标也实距一步之遥。这即是张芝与王羲之草书的书史递嬗的间距。

而这看似一步之遥，但就草书史内部而言却存在着复杂的问题。首先，草书的正体化及草书与隶变的关系问题。随着两汉书法史研究的深入与推进，可以基本得出结论：隶变导致的草化与隶变结果，隶书正体化并不相同。这中间存在着文字学的字体与书法立场的书体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字体并不等同书体，书体也并不等同字体。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指出书体在字体嬗变上起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又不要使书体与字体相混淆”。比如篆书、隶书、楷书皆可称字体，而行书草书则不能称字体，而只能称书体。因而隶变的草化虽然推动隶书字体的成熟，但草书本身却并没有获得正体化。这便牵涉到章草问题。在东西两汉草书发展嬗变过程中，究竟有没有产生章草？如果汉代没有产生章草，则后世围绕章草的讨论又是如何产生的，又有什么意义？通过对东西两汉围绕隶变而产生的草书嬗变的认识分析，我倾向于认为，汉代书史上并没有产生草书的正体化，即章草。追究汉代草化的根本，其无疑是隶变的副产品。这是因为，隶变整体进程有一完型的终极目标——隶书的正体化。除此而外，草书、草藁书，皆为隶变的附庸。

追溯推究两汉魏晋草书的嬗变，从汉简、尺牍到“相闻书”、行狎书、藁草、今草，可见其清晰的演变轨迹。但却始终没有发现章草典范化的现象。

可以发现，整个西汉草书主要表现为汉简形态。从西汉初期的古隶到宣、元二世的隶草，草书于隶变中产生。但这个时期的草书并未成为独立的书体，而是隶变的混融性书体。只是对后世草书来说，它已显示出草书“检式纯变”的符号化。这尤其表现在草书偏旁结构的创变上。它开始建构草书的偏旁体系。如在《神乌传》（西汉成帝末年，元十一、十二年）《居延》、《武威》汉简中都开始大量出现简化的草书偏旁结构，构成后世草书偏旁结构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