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寿田 | 章草的真相——隶变与草化

面对汉晋草书加以系统梳理。隶草乃其核心。尺牍、“相闻书”、“行狎书”，藁书便是围绕隶草的不同演变。其中“相闻书”、“行狎书”、隶草名异实同。汉代民谚有“尺牍书疏，千里面目，可见草书在汉代已广泛流行。而在汉晋草书长达六个世纪的嬗变中，草书前后期也表现出不同的审美形态。其中汉晋之际出现的“藁书”可能即是草书的新变形态，藁书乃行草的结合。

两汉草书的嬗变既于隶变密切相关，也有着自身的主体特征。这突表现在草化对隶变的突破与笔法的简化与拓化。后世围绕章草的认识与讨论实牵涉到汉代草书是否实现正体化问题，但在汉代书史上，章草确属有名无实。因为从西汉到东汉简书皆无皇象《急就章》一类典范化章草书体，史游《急就章》只存文词，实无书迹传世。皇象《急就章》笔法上，皆为楷化笔法，与汉简草法完全不类。换言之，在西汉时期不可能出现类似《急就章》的章草书体。这无疑应出自后世伪托，至于出自何世何人，则遽难考证。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皇象《急就章》作为章草托伪之始，在其后的索靖《出师颂》、《月仪帖》，隋人《出师颂》，鱼贯而出，构成一个章草托伪现象。

那么，章草作为书体概念出于何时？检讨书史，从两汉到魏晋南朝六百余年，章草名称最早见于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后王僧虔在《论书》加以引录。南朝虞龢《论书表》也对章草加以引述，之后至唐代以前再无文献史料关于章草称述。而后世关于章草的名称，大多出于附会。如：西汉元帝黄门令史游编纂《急就章》而得名；再如东汉章帝、刘炟，喜欢并擅长张草书体，因称章草。传章草《辰宿帖》是书史上传世最早的帝王书帖。

循名责实，两汉草书并无一个正体化过程，以草草不谨，自由书写为特征的草书，确也不需要一种规范化的法则。这尤其表现在笔法上。可以说以“势”为审美核心的草书，其最高审美表现，即体现在笔法上——以笔势生结构，从而使草书界破了虚空，走向道·空·舞的大化流行。

当然，这不是说草书在从两汉至魏晋6个世纪进程中，从没有产生法度规则的要求。事实上，草书的自由审美表现，是建立在严格法度基础上的。这体现在草书结构，偏旁的高度符号化方面。在西汉简书中，草书的偏旁结构符号化已构成谱系。至东汉早期，草书的规范化也趋近成熟。

毫无疑问，草书在汉代经历了一个虽然短暂，却目标明确的规范化过程。只是它并未指向草书的正体化，也难以等同章草。日本学者西川宁在《西域出土晋代墨迹的书法史研究》中曾指出这一现象：“如章草系中所说的那样，因为缺少非常典型的风格，当时常难以区分章草和草书。”

书史上有“匆匆不暇草书”的说法。关于这句话有两种解释：一是时间太匆促，来不及写草书；一为时间匆遽草草写就。而将这句话还原到赵壹《非草书》中，则可得到确解：时间匆迫，不遑草书。原文是这样说的：“

而今之学草书者，不思其简易之旨。直以为杜崔之法，龟龙所见也。其

扶桎，诘屈犮乙，不可失也……私书相与，庶独就书，云适迫蘧、故不及草。草本易而远，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

文中批评当世学草者，极尽盘曲装饰“龟龙所见”。并称时间迫促，既使给友人写信，也来不及写草书。草书本求简而速，今却写的繁难耗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