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小雨:您去年将您和杨芷老师的双个展命名为“自为存在”,源自哲学家萨特将人的这种“有待形成”的、可以选择的存在叫做自为的存在,那么作为一个画家,在艺术探索的这条路上,您对这种“有待形成”有着怎样的预期吗?对您而言,可以选择的“存在”您倾向于是如何存在?
王永昌:我们面前的一个事物,可以逐渐趋近形成遮蔽双目的一堵墙,也可以渐行渐远消失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尘埃;面前的一个人可以是亲人、朋友、同胞,也可以瞬间成为战场上的敌人。这个世界的本来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它。绘画的伟大恩赐就在于它的无比宽容,它在每个人心中的形象和意义都是“有待形成”的,它给予了我们充分自为的自由。那么我们真正面对的就不是这个世界也不是绘画,而是我们自己,对于我这样一个只关心个体的生命状态而非社会性态度的画家来说,绘画的“有待形成”约等于自我的“有待形成”,艺术的探索即是生命的探索,绘画围绕着自我如影随形。至于这个“有待形成”的预期我还没有具体的答案,毕竟自由来的太突然,而我才刚刚走上自为之路。不惑之年也有命运的启示,冥冥之中似乎有个归宿,但前程依然茫茫,像被黑夜和迷雾笼罩,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但无论如何,绘画都将是一种记录、一种镜像,一种见证。
“每一个答案都在它确定时被解构”
程小雨:觉得对于人之存在本身的思考对您而言事实上才是最至关重要的,绘画正是您呈现这种思考的一种路径,所以才呈现了您个人强烈的独一无二性,反之,您认为绘画有对您人格的塑造怎样的影响吗?作为一个艺术写作者,我会经常想象绘画与个人就像彼此相对的互相探视和投射彼此的镜子,您有什么私有的体验和感受与我们分享吗?
王永昌:我非常赞同“绘画与个人就像彼此相对的互相探视和投射彼此的镜子“这一观点。画家的成长一般要经历几个阶段,首先是要获得相对全面的绘画能力和素养,实现绘画表达的初步自由;然后要在众多的绘画流派和思潮争鸣中找到自己的绘画立场和发展方向;接下来要在自己的文化参照系中确立个人的艺术形象,直至艺术表达的自由与自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人格与绘画语言会面临无数个抉择与被抉择的路口和节点,会在各种复杂关系的塑造与被塑造中成长。起初,人格与绘画的个人特征并不突出,它们二者之间的探视与投射的镜像关系也不明显,随着绘画语言的逐渐成熟和纯化,绘画与人格之间的镜像投射会越来越频繁和清晰,二者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但绘画本身以及绘画的社会属性对人格的影响会逐渐式微,人格的意志逐渐占据绘画的主导和决策地位,最终画家的人格和绘画都将走向一条孤独之路。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认知和预判,不代表我曾经完成或者验证过这一过程。此外关于问题中提到的“绘画对人格的塑造”或者是”人格对绘画的影响”的具体表现,我就不做分析了,因为我始终无法真正跳脱自己的形骸,以一个旁观者来观察自己的人格和绘画。
程小雨:当下绘画创作中最大的困惑是什么?有与自己较劲的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