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凌 | 新时代主题性美术创作之“新”

但较为遗憾的是，我国的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至今还没有出现此类风格的作品。“我在威尼斯双年展和卡塞尔文献展看到过有关于反战的、移民的，还有关于气候政治的，这其实也是西方国家的主题性创作。与我们的主题性创作不同，他们的创作形式多元，甚至还包括行为艺术作品。”张晓凌认为，国内的主题性美术创作目前的创作方法还是过于单一，需要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寻找突破口。“我们不是只有巡回展览画派这一套写实主义创作体系，历史上也有运用‘游观’的传统构图方式将画面中的事件、场景提升至隐喻性层面的作品，如《韩熙载夜宴图》。现在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应该在艺术语言和创作手法的转换上下功夫，以彰显作品的时代性。”

张晓凌说，主题性美术创作是在新时代之下形成的一个创作态势。“这对于产生了众多具有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的重要事件、拥有数千年文明和100多年奋斗历程的中华民族来说，有多少主题性美术创作都不为过。然而，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讲，许多重要题材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尚未被挖掘并呈现出来，未能构建起对国民具有一定教育意义的叙事体系。”因此，在他看来，我们的创作对历史是有“欠账”的。

“我们对历史有‘欠账’，说白了我们现在是在向历史‘还账’，这个时代需要主题性美术创作。”对此，张晓凌强调了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必要性，他认为主题性创作取得了一定突破，也有成就，但成就还远远不够。他认为：“历史上众多著名人物、重要事件，以及具有象征性和历史转折性的宏大场景随着历史远去，如何再现，需要激发当代艺术家的创作能力，他们肩负着再现历史和表现历史的责任和义务，这对于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叙事、政治叙事和民族叙事体系至关重要。所谓民族的文化认同感，要建立在一代代人共同创造的历史基础之上，认识到其重要性并不等于做得好，如何做好，正是目前遭遇的一个大问题。”

为中华民族的历史“造像”

放眼全球，主题性美术创作是当代中国独一无二的景观。张晓凌阐述了推动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意义有两点：“一是要为中华民族的历史‘造像’，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与中华数千年的文明史和百余年的现代奋斗史相比较，我们对历史的‘欠账’太多；二是为艺术史中的主题性创作增添新方法、新图像和新手段。这是一个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各种尖端科技汇集在中国。但具体到主题性美术创作，我们还受限于传统的写实主义体系。如果今天的艺术家还在沿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创作模式，而不在艺术语言上寻求创新，借助多元化的创作手法来实现自我提升和优化的话，恐怕难以超越如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石鲁的《转战陕北》、陈逸飞和魏景山的《蒋家王朝的覆灭》等历史上的经典之作所树立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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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彭湃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国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布面油画250×750cm2019年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藏

张晓凌认为，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新”首先主要在于对艺术语言的创新性建构，艺术家虽具备表达场景的写实能力，但未能超越过往的语言范式，缺乏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基本常识，以及精准领悟及表达历史精神的能力，便会陷入创作困境。其次，一件作品在语言上带有明显借鉴的痕迹，其艺术价值也会大打折扣。在他看来，语言的创造力在某种意义上是特殊年代的理想主义激情所赋予的。“那个充满激情与力量的年代过去了，今天的艺术家难以再现那个年代的力量和高度。当时的艺术家会想方设法在现实主义的体制内进行一次语言的革新和建构，这是那个热血沸腾的时代赋予的力量。所以，不同时代对重大题材表达的语言和创作方法应该是不一样的，重复前人的语言是没有出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