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凌 | 新时代主题性美术创作之“新”

此外，如何解决当前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构思问题，在张晓凌看来也是一个难题。“同一题材，为什么唐勇力的作品能够成功突围，正是因为他完成了一个新的构思，与董希文写实性的语言不同，唐勇力用的是象征性手法。另如潘鹤的雕塑作品《艰苦岁月》，呈现了老红军和小战士相依偎陶醉在笛子声中的场景，他们是革命战士，但也有内心抒情的愿望，人性和革命理想在吹响笛子的那一瞬间完美融合，可见那个时代的构思创作是花尽心思的。”

与前辈高妙的构思相比，今天艺术家更热衷摆拍与罗列。对此，张晓凌认为，要超越前人或许不太容易，但要想办法在构思上与前人拉开距离。“现在，艺术家的创作构思比较贫乏，如何克服摆拍化是一个大问题。构思是创作的关键之一，同样的题材如何通过构思而构建一个美学场景，这是艺术家需要思考的。”此外，他还提到可以突破既有的创作模式，尝试多元化创作，“在传统的创作体系里关注自我探索、关注个性化建构的同时，借鉴现代主义和当代艺术的手法、媒介，如影像艺术、装置艺术，以及抽象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等，也有非常广阔的创作空间；甚至可以尝试运用元宇宙技术，这在技术层面已非难事，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抑或尝试动画的形式，如最近在全球掀起了一波热潮的现象级游戏《黑神话：悟空》。”

从历史中汲取灵感，将史实转化为史诗

近年来，张晓凌在一些主题性美术工程项目的研讨与编撰过程中，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是学者、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还是艺术家，因为历史观的不同，他们之间有很多争议和讨论。“我发现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似乎不买史诗性叙事的账，他们更喜欢‘笔笔有来处’的史传体。按照考古学家的意见，历史画创作将被严格限制在考古材料和事件的真实性层面，最大程度地剔除虚构与想象。很显然，他们不太清楚历史画创作的性质与规律，混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界限。”

对此，张晓凌一贯主张艺术家应该从丰富的历史中汲取灵感，将史实转化为史诗。

“准确地讲，历史画作品中的空间并非都是现实的物理空间。艺术家创作的卓越之处，就在于它像意大利理论家阿尔贝蒂所说的那样，是‘第二个上帝’重塑时空的活动。”张晓凌认为历史是不可再现的，艺术的历史真实不等于艺术真实。“在创作实践中，如何围绕历史观与主题的建构，凭借想象与虚构能力，在审美叙事层面上塑造出具有历史象征性的画面结构，是历史画创作的核心要义。其与考古学、历史文本所提供的历史真实相比，因象征性画面结构隐喻着历史发展的逻辑与精神意向，所以，它是更典型、更概括的真实——一种由艺术家创造出的更高级别的真实，即‘艺术的真实’。因此，艺术家更要充分调动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把来自考古学、历史学的文献资料和文献思维转换为一个具有美学价值的画面，其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构思和语言。此外，题材还应当与语言并重，没有美学价值的重大题材也是没有价值的。如《开国大典》完成了油画民族化的实验，运用了年画的元素，它的语言不属于西方油画；刘开渠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创作中，从中国古代的《帝后礼佛图》的线条中得到很大启发。实际上，他们都是在中西文化的交融点上找到了一种全新的语言体系，所以，他们的作品不仅散发着独特的美学价值，还散发着工匠人性的光辉。然而，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艺术家的叙事能力和建构史诗的能力还有待提升，艺术家是有主体创造性的，但这一点被他们极大地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