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辉｜当代视觉特征的宏大叙事——十年美术在凸显人民性创作中探寻的现代道路

全球化艺术浪潮曾在世纪之交给当代中国美术带来不小的躁动，一些人以现代主义反对作品的思想表达、以观念创新替代技艺锤炼、以多元冲击主流，制造各种艺术杂音，艺术的商品化还极大销蚀了虔诚的艺术创作态度，一些人不仅通过极端的自我表现丧失对现实生活的关切、迷失了中国现代美术最珍视的“人民性”，而且也损伤了艺术史意义的个性创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正本清源，为包括美术在内的新时代文艺事业指明了方向。当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以快车道超越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中华民族奋勇崛起的伟大复兴也为这个国家现代美术的发展找回了自信。以人民为中心，正是中国现代美术探寻自主发展的灵魂。新时代中国美术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没有按图索骥依照所谓全球化艺术路线设定其“当代性”模板，而是在继承和弘扬中外一切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并积极汲取当代视觉文化成果，凸显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以多种艺术视角谱写人民形象，探索新兴艺术不断促生的新质艺术视觉创造。

一、当代视觉特征的宏大叙事

众所周知，把语言当作主题的现代主义艺术和把社会问题作为观念艺术主体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曾作为国际化艺术的指向而对刚刚走向国际的中国艺术产生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消解了艺术创作的主题性，其时兴起的以媒介探索为主导的实验水墨、抽象水墨等都体现了对绘画媒介价值的过度强化；另一方面则是以新媒体和装置艺术为主导的观念艺术，把哲学性的观念说教，尤其是通过观念艺术批判社会问题作为当代艺术的核心命题而拒绝任何美感表达，并以此否定所有架上艺术进入“当代”的可能性。在这两种所谓国际化的艺术形态中，以微观、私密的自我日常生活叙事为艺术的主要表现视角，不仅否定艺术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且以消解历史、淡化主流价值为前卫艺术的价值取向。

新时代美术发展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矫正这种所谓的艺术史的当代书写模板，把曾经淡化模糊了的主题性创作提升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的视觉建构中。客观上，中国美术缺乏史作，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历史画，直至新中国成立才逐步兴起。因而，新时代开展的各种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不断激发了美术家谱写中华民族奋斗精神史诗的创作热情，并成为新时代美术发展的一种主体使命意识。新时代以国家投入的方式，先后策划和组织了“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前后两批）”“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美术创作项目”“‘最美中国人’大型美术创作项目”“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美术创作”和“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等。

这些美术创作工程中，最具影响的如“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通过150个创作项目高度浓缩了中华文明历史进程，参与创作工程的优秀美术家多达300余位，历时5年，创作了165件作品（146件作品通过验收）。这些作品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些重要展位最亮眼的当代艺术作品陈列与收藏。还如以再现党的百年历程的“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投入规模最大、创作作品最多、社会参与度最广的主题美术创作工程，先后共有近2000人次申报，最终从中遴选出230名重点作者创作，历时3年。创作题材涉及百年党史各重要阶段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品的视觉叙事充分体现了当代党史的研究成果与当代历史画的创作风貌，这些作品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完整的、系列化的党史画收藏与展陈。

这些国家级美术创作工程的示范性，也积极引领并促进了全国一些省、区、市美术创作工程的开展，如“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百年风云——广东近当代重大历史题材美术作品创作工程”“百年追梦——浙江美术创作精品工程”“‘百年江苏’大型美术精品创作工程”“‘湖南百年’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天府天工——四川工业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和“广西近现代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等。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百年追梦——浙江美术创作精品工程”，先后组织四期，历时7年，通过多种美术门类立体再现了自1840年以来，浙江人民的革命斗争与奋斗历史，这些作品成为浙江美术馆最厚重的美术藏品。重要的是，这一工程所培养的一批美术家成为国家各种美术创作工程中最得力的重要学术骨干。

攻坚（雕塑）中国美术学院

这些作品的恢宏气象是以博物馆级的尺寸与艺术水准进行创作的。严格地说，这些作品的创作迥然有别于那些微观的日常叙事，也非沉湎于艺术媒介的实验或纯粹的艺术语言探索，其叙事主体不只体现了艺术家对历史的深入认知，更深刻地体现了新时代对中华民族崛起精神史诗的视觉创造。在这些作品中，既有王宏剑的《楚汉相争——鸿门宴》、孙景波等合作的《贞观盛会》、许江等合作的《红潮——五四运动》、何红舟等合作的《启航》和吴云华等合作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等，通过历史瞬间来再现事件，具有戏剧舞台感的历史画；也有吴宪生、吴冠华的《宋词风采》，庄道静等合作的《四大名著》，戚序等合作的《中华营造法式》，陈海燕等合作的《宋应星〈天工开物〉》和王颖生的《中国京剧——徽班进京》等，淡化时空表现，将人物形象与历史相关物象予以符号化组合而充分发挥平面分布的绘画性叙事方式；还有井士剑、郭健濂的《飞渡泸定桥》、孙向阳等合作的《大会师》和邵亚川的《四渡赤水出奇兵》等不局限于再现性描绘，而是将浪漫诗情与表现性语言融为一体、凸显现代视觉特征的历史画。

四渡赤水出奇兵（油画）邵亚川

显然，这些历史画所具有的当代意义更明确地体现在如何参照历史图像以及采用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方面。历史学者和艺术史学者的全过程介入，仿佛为个体性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历史认识的储存器与调动创作想象的放大器，而这些历史画既不是图解文献的历史插图，也不是文学化的情节描述，而是追求宏大构图幅面的确信视觉的历史叙事。在装置和观念艺术对经典雕塑艺术的消解潮流中，宏大叙事再度唤醒了纪念碑式的雕塑创作热情。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西广场上矗立的《旗帜》《信仰》《伟业》《攻坚》《追梦》金属或汉白玉雕塑，以纪念碑式的雄伟感镌刻了党史百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信仰与奋斗的共产党人精神都高度浓缩在这些群雕的动态设计与人物镌刻之中，洁白而凝重的刻石象征了一个崛起时代的民族精神。

二、多种艺术视角谱写的人民形象

对于视觉史诗的书写，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人民形象的塑造。各种美术创作工程的开展，深刻地体现了对造型艺术主题表达与视觉叙事的当代艺术价值重铸。现代主义对再现性艺术的否定和后现代主义试图通过现成品对社会问题的批判，看似都是对艺术本身命题的探寻，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对受众接受度的尊重。后现代主义艺术在追求与观众的互动中，也往往使作品陷入深不可言的哲学表达与娱乐化表现方式的双重矛盾之中。艺术的人民性既在于把人民作为艺术表现的主体，更在于把人民当作审美受众的主体。新时代中国美术的鲜明路标在于对中国式现代美术自主发展道路的探索，这意味着对被西方现代主义否定了的再现性艺术、后现代主义否定了的架上艺术等所谓国际化艺术路线予以思想重置、理路重返，其整合的主体便在于回到艺术的人民性、尊重民族艺术传统的独特性。

暖心——十八洞村贫困户精准识别公示会（中国画）王奋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