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跃辉丨唐隶的价值与局限

隶书自战国晚期萌生，历经秦和汉初的发展，武帝时臻于成熟，至东汉中晚期达到鼎盛。汉魏之际在新体的冲击下，向整饬楷化的方向发展，尽管北朝后期出现过短暂复古的倾向，但已难以挽回隶书江河日下的颓势。面对衰退已久的隶书，唐人改变取法，重塑隶书传统，开创了隶书壮硕丰腴的盛唐气象，涌现出一批擅隶的名家，形成汉隶以后的首次中兴，但囿于时代的局限终未能掀起大的波澜，唐代以降的近千年间也未能脱离唐隶的影响。直到清代，清人直接取法汉隶，恢复汉法，才使隶书再次得以复兴。相较于历史对汉隶和清隶的认可，唐隶则备受争议。宋、元、明对隶书的认知深受唐隶的影响，多将蔡邕和晋唐隶书作为取法对象，直至清初仍将唐隶奉为圭臬，给予较高的评价，但随着金石考据学的兴起，取法汉碑成为清人的共识，开始尊汉卑唐，唐隶又为清人所诟病。

以历史的维度纵向来看，唐隶上不及汉隶，对汉隶古法继承不足，下对清隶复兴的作用有限，尽管清隶难以完全脱离唐隶的影响，但其取法主要还是汉碑。横向上也无法与同时代的楷书和草书相比，但唐隶作为唐代书法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楷、行、草、篆书一样共同构筑了唐代书法的繁盛景象，是不可或缺的中兴字体之一。尽管唐隶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但却开创了隶书雍容整肃、圆劲丰腴的全新风尚，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不可或缺的书史地位，同时也表现出取法单一、风格趋同、整饬程式、古意不足的历史局限。因此，对唐隶的价值和局限进行综合的分析和评估就尤有意义，有益于我们对唐隶的客观认知，有助于隶书的当代传承和全新发展。

梅跃辉书法作品

一、唐隶的价值

1.唐隶打破了魏晋以来隶书沉寂和唐初独尊王羲之的局面，摆脱魏晋隶书的笼罩和束缚，使隶书成为和唐楷一样兴盛的字体，开创了隶书的中兴。汉末，隶书经过前期的发展演变，各种风格样式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蚕头燕尾的特征不断强化，由于过分强调波挑走向装饰美化的恶性循环，使汉隶原有的生机逐渐逝去。《熹平石经》是隶书程式化的标志，官方刊立的目的是为校正典籍、文字，让学子“取正模范”，但这种方硬谨严、匀称整饬的石经隶体却成为此后隶书的标准，在其影响下，隶书不断向方硬刻板的方向发展，曹魏时期的《受禅表》《孔羡碑》《上尊号》《范式碑》，西晋的《辟雍碑》《孙夫人碑》等都表现出和《熹平石经》相近的风格特征，点画方直翻挑，形态生硬方锐，被吾丘衍形象地称之为“折刀头”，属于隶书的“变态”。东晋时，隶书的正体地位被楷书所取代，隶书的时代就此终结，尽管仍有人沿袭以隶书刻碑的传统，但此时的隶书仅是作为专门铭石的书体存在。初唐隶书大都以欧阳询为宗，从其代表作《房彦谦碑》来看，依然没能脱离石经旧法的藩篱，隶书已成强弩之末。由于太宗尤崇王羲之，视羲之书法为“尽善尽美”，虞世南、褚遂良宗法二王，得到太宗的赞誉和升迁的机会，在皇帝和近臣的引导下，崇王蔚然成风。书判取仕以“楷法遒美”为先决条件，也促进了楷书的空前繁荣。相较唐初对“二王”的崇尚和楷书的日渐繁盛，隶书一直延续了魏晋以来的沉寂和落寞。

玄宗时，对“狃于世习”的书风颇为不满，力矫隶书旧习，以“丰丽”为尚。为矜式后学，规范隶法，玄宗于开元年间颁布《字统》，并自书《石台孝经》《纪泰山铭》等倡导隶书。由于玄宗的喜好，“海内书家翕然从之”，由此隶书大播，形成“开、天之际，丰碑大碣，八分书居泰半”的繁盛局面，涌现出一批以韩铎木、蔡有邻、史维则和李潮为代表的隶书名家，隶书再度繁荣，成为汉代以后的又一高峰，同时打破了入唐以来独尊“二王”的风气，使隶书能与楷书相媲美，成为行草和楷书之外的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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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隶恢复隶书法度规范，修正魏晋以来隶楷错杂弊病，使隶楷原本生硬的拼接自然融合，纯化了隶书。以《熹平石经》为代表的汉末隶书已透出楷书的消息，向方整谨严的方向发展，由于《熹平石经》的典范作用，成为后世竞相临仿的范本，魏晋南北朝隶书与之血脉相承，无论从笔法形态还是结体取势都承袭了石经的模式，从晋《辟雍碑》、北齐《陇东西感孝颂》等隶书碑刻中都不难看出楷法相杂的迹象，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唐初。楷书自隋朝以来的盛行，也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唐隶隶楷混杂现象的形成，欧阳询《房彦谦碑》、薛纯陀《祭比干诏》、殷仲容《马周碑》等都存在着隶法不纯、生硬拼凑的问题，这些作品多以隶书为本掺杂楷法，也有以楷书为基础杂有隶法的，隶、楷特征浅显的拼凑在一起，尤显生硬。

面对隶楷的错杂相掺，唐人开始思考隶书的渊源与传统等问题，在“尚法”风气的作用下，不断总结魏晋以来隶书的得失，依循法理，溯本求源，把汉隶作为审美标准，不断去楷化，重塑隶书规范。武周时期，唐隶就开始有所变化，卢藏用的《甘元柬墓志》隶法娴熟，用笔和结构都更接近于汉隶，隶楷相杂的现象也有所消退，已见隶法纯化的端倪。同时期也出现一批隶法相对纯净的墓志，如《司马寔墓志》《柳崇约夫人杜氏墓志》《王震墓志》等也都较之前有了较大提纯，隶法日渐纯熟。隶法的纯化直到开元、天宝年间才大有改观，梁升卿《御史台精舍碑》的用笔和《礼器碑》非常相近，较之更显肥厚，撇捺处还可窥见《乙瑛碑》的用笔特点，汉隶的古法特征更加突出；韩铎木《叶惠明碑》也深得《曹全碑》的神韵，一改唐初以来隶楷相杂的习气，隶法更加纯正。在恢复隶书传统，消除隶楷相杂、纯化隶法的进程中，玄宗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力矫唐初隶书圭角显露、锋棱分明的方硬刻板之气，力遵汉隶传统，用笔壮实丰腴，结体宽博宏逸，进一步规范了隶法，使汉隶特征更加突出，创造出壮丽丰腴的隶书新气象，基本上修正了初唐以来隶楷相杂的问题，使隶法得以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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