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跃辉丨唐隶的价值与局限

3.唐隶缺乏实用环境和群众基础，只能繁荣一时，不可持久。隶书的正体地位被逐渐取代以后，楷行草作为新兴字体，无论从技法表现还是审美内涵上都得到不断的充实完善，入唐后更是表现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楷书和行书是当时日常实用的字体，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对于隶书来讲，已经退出实用领域，使用较少，唐人对隶书已经比较陌生，群众基础比楷书和行草要薄弱得多，并且从汉末以来一直处于沉寂、衰退和隶楷相杂的困境。面对这种境遇，隶书首先要解决的是正本清源，恢复隶书传统，这从字体演变的角度来看，无异于倒行逆施，但对于隶书来讲则有积极的意义，这是对隶书长期衰退的恢复和重建，是对隶书的复兴。由于隶书实用环境的消失、群众基础的薄弱和长期以来积攒的问题使唐隶很难摆脱时代的局限，获取像汉隶那样大的发展，虽有玄宗的倡导和推动，也只能繁荣一时而不可持久。唐隶是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寻求发展的，他既要溯源探本，恢复汉隶传统，又要对北朝后期复古书风的隶楷相杂问题进行清算，同时又面临新的楷法的冲击，在这种历史环境下，唐隶的境遇非常的艰难，一方面要极力恢复隶书传统，规范隶书理法，另一方面又受到传统的掣肘，难以获取创新的突破，楷法的冲击也给恢复隶书传统带来了困难，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了唐隶发展的后劲。

4.唐人以楷法作隶，隶法不古。唐隶虽然是以恢复汉隶传统而兴起的，在解决隶楷相杂等弊病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由于楷法的深入人心，唐隶始终没能完全脱离楷法的影响，如钱泳所云：“唐人隶书，昔人谓皆出诸汉碑，非也。汉人各种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无有同者，即瓦当印章，以至铜器款识皆然，所谓俯拾即是，都归自然。若唐人则反是……同是一种戈法，一种面貌，既不通《说文》，则别体杂出，而有意圭角，擅用挑踢，与汉人迥殊，吾故曰：唐人以楷法作隶书，固不如汉人以篆法作隶书也。”[4]唐隶和汉隶除了程式装饰和自然变化的区别之外，笔法的不同才是两者最本质的差异，汉隶以篆法为基础，唐隶则以楷法为基础。楷法的核心是提按、顿挫和留驻，这些用笔主要体现在笔画的两端和转折处，所以唐隶的起收和转折用笔都很突出，有着意强化的痕迹。唐代距汉已远，对隶法已不像楷法那么熟悉，只好模仿汉隶外在的形貌，刻意表现顿折和波挑等隶书的外在特征，这也是唐隶受楷法影响的具体体现。注重提按、顿挫、留驻的结果就是重两端而轻中段，楷书笔画的中段大都细于两端，唐隶也同样如此，“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断不可企及者，则在画之中截。”[5]与唐隶笔画的空怯不同，汉隶的笔画中段显然是丰实的，所谓的“汉碑气厚”正源于汉隶点画用笔的中实饱满。结体的方整也是唐隶区别与汉隶的关键，对此，王弘撰有过精彩的评述，他说：“汉隶古雅雄逸，有自然韵度。魏稍变以方整，乏其蕴藉。唐人规模之，而结体运笔失之矜滞，去汉人不衫不履之致已远。”[6]汉隶以宽博疏宕取势，结体自然生动，而唐隶则方整拘滞。唐隶常以穿插避就的方式增强左右部首的关系使字型渐趋方整，而汉隶则绝少使用穿插的方法让左右团聚在一起，故能疏放横阔，这是汉隶比唐隶气象宏大的原因之一。唐人习惯了楷书的笔法形态和结体特征，免不了会以楷书的眼光来审视隶书，在楷法俊美的惯性作用下，唐隶的收放也明显强于汉隶，如汉隶的“王”字三横并无明显的长短变化，而唐隶的末横明显要比前两横长很多，变化虽然丰富了，但拙朴不够，也比汉隶方整拘紧了很多，可见，在楷法盛行的时代要想完全消除楷法的影响是何等不易。唐人虽然一直致力于消除唐隶隶楷相杂的弊病，恢复汉隶传统，但在楷法思维、结构意识的环境中，楷法的渗入、结构的紧结使唐隶欲脱离楷法的影响而不能，致隶法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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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隶书到了唐初可谓积弱已久，由于楷法的冲击和隶书正体地位的逝去，隶书的基本理法都难以保全，面对唐初隶书的诸多问题，唐人溯本求源，恢复隶书传统，打破唐初独尊王羲之的局面，使隶书在楷书和行草极度繁盛的唐代书坛获取应有的位置走向复兴，尤为难得。面对魏晋以来隶楷相杂的弊病，唐隶正本清源，规范隶书法度纯化隶法，形成典雅方正、雍容华贵的唐隶新风尚，无疑是一种革新。在玄宗的倡导下，唐隶壮硕丰腴的书风影响到楷书和行草的领域，开创了丰丽肥厚的盛唐书风，这种书风与盛唐气象相契合，是盛唐时代精神的体现。唐隶承前启后，影响了唐以后隶书的发展。清代虽然崇尚汉法，但清人对汉隶的理解也就是建立在唐隶基础上的。纵观隶书的发展，无论艺术成就还是后世影响，唐隶都可看作隶书的一次复兴和革新，是唐代社会文化形态的体现，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唐隶在取得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由于唐人对汉隶古法认知不足和取法单一的视野局限使唐隶风格趋同，因缺乏形态的变化和审美的深度而显得空洞，终使唐隶难以获得实质性的突破。唐人尚法强调形态规范导致唐隶日趋程式，唐人对隶法的陌生和刻碑铭石追求端庄工整促使了唐隶程式化的倾向。唐隶缺乏实用和群众基础，只能繁荣一时而不可持久。唐隶欲脱离楷法的影响而不能，致使隶法不古，这些局限是由历史环境所限造成的，非人力所能改变。尽管唐隶存在明显的局限，但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唐隶的价值和地位都是不容忽视的，它能摆脱隶法旧习，重建法度规范，形成了汉隶以后的又一个高峰，为隶书在唐代书法繁荣中赢得一席之地。唐隶的成就是魏晋南北朝隶书所难以企及的，也深深地影响着宋、元、明及清初的隶书发展，在隶书的发展进程中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对唐隶的价值与局限进行综合的分析和评判，有助于我们对唐隶的客观认知，也能为当代隶书的取法和发展提供借鉴与启发。

注：[1]（唐）李世民《论书》，《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第120页。

[2]（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第776页。

[3]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第66页。

[4]（清）钱泳《书学》，《明清书论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第1026页。

[5]（清）包世臣《艺舟双楫》，《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第653页。

[6]（清）王弘撰《砥斋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40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404页。

（文/梅跃辉，《唐隶的价值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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