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200×100cm
纸本水墨
2002年
《正面男人》（之四）
200×100cm
纸本水墨
2002年
《正面男人》（之五）
200×100cm
纸本水墨
2002年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传统被“摧毁”，当世界被祛魅，重获“自由”的他们也需要在断裂的社会剧本中找到一根线索，重建意义。这时候，现代性是否已完成？当代性是否已建立？比起这些，如今却无力于，“无论多么努力，似乎都无法改变身边哪怕一件小事。”
他也坦言，特殊时期之后，他对绘画之用和艺术本质产生了动摇与质疑。
这种质疑并非对艺术的否定，而是对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与力量的重新思考。艺术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尖锐、真诚，而是被各种外在因素稀释了。这种稀释不仅体现在艺术的表现形式上，更体现在艺术的精神内核中。
但其实，艺术创作中的“失语”并非个例，而是整个时代的通病。无论是艺术、文学，还是媒体，我们所有人似乎都陷入了思维的疲软和表达的困境。
这个时代太快，太快，我们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着忙不迭地狂奔着，无论是生活还是艺术创作，仿佛被卷入一场没有终点的博弈。表面的喧嚣与繁华掩盖了内在的贫瘠与空洞。我们似乎拥有了一切，却又在无形中失去了某种深刻度，一度抛弃严肃叙事去追求肤浅的感官愉悦，造成价值与意义的空场。
这种现代性危机进一步被社会学家布尔迪厄验证，随着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的兴起，严肃的文化和艺术逐渐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追求感官刺激和即时满足的文化产品。这种变化不仅削弱了文化的深度和批判性，还使得个体在文化消费中失去了对复杂思想和价值的追求，进一步加剧了“失语”现象。
如何重新审视和重建公共领域，恢复理性讨论和文化批判的空间，同时重新思考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以找回失落的深刻度？
刘进安的“停顿”，恰如其分地映射了这种时代的精神困境——与现代性所带来的意义“匮乏”狭路相逢，他选择主动给生活降噪。
《静物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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