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贤＆谭榜眼｜抗战时期乡愁的视觉表征与叙事——兼论“乡愁美术”研究范式的建构

彩色漫画1938年

乡愁的思绪虽然不时涌上心头，但是现实的困境却不允许艺术家过多停留。在救亡图存的吁求下，“他乡”即“吾乡”，为此丰子恺创作了《安处即为乡》《不惜流离苦，何妨道路长。青天白日下，到处可为乡》。丰子恺在回忆录里详细记录了后者的创作缘由：“王星贤别有所见，另为改作一首：‘山上有好水，平地有好花，好花年年有，到处可为家。’当此之时，风鹤虫沙，已满山中，我等为寻桃源而来，得在长亭中品评欣赏农夫野老的诗歌，正是一段佳话。”逃亡途中的趣事促成了《青天白日下，到处可为乡》的诞生，但是丰子恺另一段对于逃亡的描述才是此画最好的注解：“我从浙江石门湾跑到长沙，走了三千里路。当初预想，此去离乡背井，举目无亲，一定不堪流离失所之苦。岂知不但一路平安无事，而且处处受到老百姓的同情和士兵的帮助。使我在离乡三千里外，毫无‘异乡’之感。原来今日的中国，已无乡土之别，四百兆都是一家人了。”

如果说丰子恺漫画中的乡愁依旧存在“幻想”和“逃避”的色彩，那么写实主义的绘画则尽量隐藏乡愁的个人抒发，以便凸显“国愁”的表达。“九一八事变”后，大量难民被迫踏上了迁徙之旅，蒋兰圃的《东北村民避难》和彭友仁的《难民行》都是对此的直接表现。蒋兰圃与彭友仁均采用写实的手法刻画了东三省同胞在失去故乡之后的迷茫、困顿和无助，表现出艺术家对于他们的深切同情。艺术家将失去家园的悲惨境遇赤裸裸地呈现给观众，“乡愁”也在现实流亡的发酵之后，将苦痛与忧郁酿成了保家卫国的集体情感与民族气节。这些绘画好似沈西苓《乡愁》电影中的一帧，无声的画面发出了梅华一样的呐喊与叩问：“中国的民族精神在哪里呢？中国的青年在哪里呢？”在此意义上，乡愁成为了一个号角，不断激励着国民驱逐敌寇、夺回家园的抗争精神。

“九一八事变”之后，1933年的“热河事变”进一步加剧了中华民族的存亡危机。在此背景之下，王悦之先后创作了的《弃民图》（图7）和《台湾遗民图》（图8）。王悦之曾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生活了20个春秋，身若浮萍，对沦亡的惨痛有着切身体悟。因此他以台湾籍民的身份，创作了《台湾遗民图》，希望人们不要忘记台湾的前车之鉴。该作品画了三位正在祷告的女神，中间女神的左手掌心生出一只眼睛。学生问王悦之为何在手心上画眼睛，他只答是望着台湾的。在此，“乡愁”升华成为收复故土的期盼，恰似陆游的“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在创作《台湾遗民图》之前，王悦之还绘制了一幅直接反映东北难民的《弃民图》，他仿佛在流亡同胞的身上窥见了自己的影子，勾起他对故乡的思念。王悦之的一首七绝诗无疑是对《弃民图》最好的诠释：“台湾沦亡四十年，弃民不复有人怜。送君归去好耕种，七十慈亲依杖悬。”

图7王悦之《弃民图》绢本油画

122cm×52cm 1930—1934年 中国美术馆

图8王悦之《台湾遗民图》绢本油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