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大恺：在信息大爆炸的当下，艺术家需重新审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

近日，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郑勤砚对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杜大恺进行了专访，以下是专访内容——

郑勤砚：您的艺术作品构图特别、视野开阔，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从1935年起，您就进入贝雕厂从事相对较为工艺化的工作，有时候人们会认为工艺化和艺术化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您认为从事工艺化工作的经历对您之后的艺术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杜大恺：我曾先后进入第一靴鞋被服厂工会职校和工艺美术研究所，后转到贝雕厂。在贝雕厂工作期间，主要从事贝雕画设计，即先画出白描设计稿，然后用贝壳拼贴、完善。贝雕画的构图、题材等皆源自国画，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二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个时期练就的扎实的基本功成为以后艺术创作的奠基石。作品的地域性特征跟我走的地方关系密切。我愿意走出去多看多想，当时喜欢印象派，但我们当时能看到的都是前苏联的那些东西，很多艺术作品看不到。我和外贸的人比较熟，他们有一些前苏联的杂志，翻翻看看，这个就变成了我的一个参照。我也比较喜欢模仿。我模仿过一些画家，如克拉姆斯柯依，特别熟悉前苏联画家。也有少数印象派画家的作品，比如莫奈、雷诺阿、马奈等。

杜大恺 梅州行2 123×248cm

郑勤砚：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提出学习一定要从“模仿”开始，“最初应当精确地模仿指定的形状，后来才可多给一些自由”，他要求“凡是学习任何艺术的人们”都要“去正确模仿他们的模范，务使自己精通那门艺术的基础”。达·芬奇也曾宣称：“能模仿者即能创造”。我觉得您对待模仿正如贡布里希所言，我们必须“变通，而不是抄录”，“是换位，而不是复写”。临摹获得的技法成为一种学来的熟练，要创造有生命的作品，必须将其与自己对生命的感受、认识和情感结合起来，并进行变通与创造。

杜大恺：是的，一个好的艺术家纯熟技艺的训练离不开对经典作品临摹、体悟、变通和创造。

杜大恺《木瓜》纸本水墨设色 89×73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