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大恺：在信息大爆炸的当下，艺术家需重新审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

郑勤砚：您在自学过程中练就出多方面才能，据说考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研究生与您自学修炼密不可分。艺术境界的高低与读书关系密切，某种程度上来说，读书也是绘画的“法门”。记得清代邵梅臣在《画耕偶录》中说：“少读书，少行路，少见前辈真迹，以云能画，亦妄矣。”这个道理，明人李日华讲得最为明白。他说读书多，才能开拓识见，使胸襟朗彻，如此，落笔才能臻于妙境。在读书自学过程中，当时社会环境和家庭对您有哪些影响？

杜大恺：当时我们厂子在工艺美术全国展获得大奖。许多参展作品都是我创作设计的，工艺美院的老先生们如庞薰琹先生、张仃先生、袁运甫先生等人都曾经看过我的稿子，黄永玉先生曾说北京没有人能够画得出来。这些都是客气话，但我之所以能被录取是老先生们对我的稿子比较认可。我姥爷、父亲是从事文字工作的，我妈妈古典文学基础较好。读书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看了一本就会涉及到这一本和另一本之间的关系，你就会越读越多。后来我喜欢看传记文学，内容中涉及到一些历史问题，就开始喜欢读文学史、文学批评史。阅读是一个非常好的事，要养成阅读习惯。今天，如果让我坐着手里没本书我就坐不下去，非得有一个能看东西。我不会玩，你说起锻炼什么的我都不会，这已是一个习惯。信息泛滥时代的环境之下，孩子们寻找不到读书的目标。所以老师引导很重要。

杜大恺 映日荷花别样红 50.5cm×34cm

郑勤砚：您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读研究生时曾参与首都国际机场壁画的创作，能谈谈当时的情景吗？

杜大恺：我一入学就碰到机场壁画的创作任务。我跟着祝先生去广东搜集素材，在广东西樵画榕树。《泼水节》中榕树的素材都是祝先生在西樵画的，还有“小鸟天堂”。“小鸟天堂”是由一个榕树繁殖而成，其范围足有一平方公里，它的密度很大，有很多鸟，周围有水，需要摆渡才能过去。当时画素材都是白描，画的很大很细，整张的高丽纸，一个叶子一个叶子的画。

我还出版过三十多套连环画。现在很多稿子都没有了，只有一套稿子退给我。其实画连环画有一个缺点，就创作来讲，连环画需要表现多方面细节内容，尤其是用白描去画。但是绘画创作是有取舍的，太注重细节反而有缺憾。我画的30多套连环画，每一套都风格不同，用不同的语言方式介入，在形式方面是工艺美院带来的机会，工艺美院有各种各样的工艺，逼着你去用不同的方式处理问题，有一个这样的机缘，让你对形式比较敏感，使你在形式转化的过程中有一些凭借的经验和手段。

杜大恺《爱尔兰之二》纸本水墨设色 65cm×95cm 2013年

郑勤砚：2001年您又一次赴美考察美国的艺术教育，甚至去了埃及、马耳他等地。2008年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时走访过一些大学和中小学，2012又曾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做课题研究时对美国博物馆的教育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入了解。在我看来，美国大学注重鲜明的特色及个性，强调特色专业的权威性，大学与中小学教育在教育理念上有接轨和递进关系。您认为国外的艺术教育与您曾经接受和现在从事的艺术教育之间最大的差异之处在哪里？从教36年间，您怎么看美术学院的艺术教育？

杜大恺：美国的艺术教育方式存在可借鉴学习之处。美国每个学校都有不同的艺术选择方向。举个极端的例子，印象派以后世界艺术花样很多，但耶鲁大学坚定地走学习古典艺术之路，并不为所谓的趋势而牵引。而中国美术史则以潮流叙事为主，但事实上美术的存在不仅有教材中列出的部分，潮流只是一个风向标，潮流以外的艺术世界不可忽略。这并不是要求我们必须学习耶鲁大学的做派。目前国内1000多所大学开设艺术专业，所有大学的教育模式基于一个固态的模式，这是中国艺术教育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如果每个学校取向不同，反过来就会对中国艺术的面貌会产生影响，但是现在大家都一样。当下谈到中国画的教学，好像是中国美院重视古代传统，中央美院重视解放以后的传统，其实从大方向来看，二者处于同一个系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所固有的特殊性质使得其美术教育很难归类到国内几大美院体制之内。在被并入清华大学之前，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只是设计学院，此后才开设绘画系，并且每年招生人数有限，因此以何种态度面对国内美术教育并与之接轨仍不为所知。其实纯艺术和设计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界限，只是基于功能性的差异各自具有相应的艺术语言，只有二者相互融合其艺术价值才会更具魅力。

杜大恺《欧洲街景之三》纸本水墨设色 66cm×97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