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大恺：在信息大爆炸的当下，艺术家需重新审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

郑勤砚：当代国际潮流趋势之下，多种艺术风格、艺术媒介此起彼伏，中国艺术也面临如何在世界艺术中确立自我品格等问题。您对处于信息大爆炸时代的青年艺术家有什么建议？

杜大恺：我觉得如果要做一个艺术家，要做两方面的铺垫：一是艺术本身，如果对艺术不了解，从事艺术就没有基础了；二是，任何艺术都是有时间性的，要面对当代，特别是当代社会、当代生活，二者缺一不可。做个画家是很难的，从存在的现实去看艺术很普通，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艺术一旦成为一个专业，它就变得复杂了。今年春天去美国，在纽约看东村的画廊，一个一个画廊看，看过以后，我对现代艺术有一种疑虑，它的价值在哪？当然，这仅仅是画廊里头的存在，还不是现代艺术的全部，但是它有代表性，有新鲜感，是它的好处，但是看到的东西多数都是即时性的。如果艺术不能成为历史的存在，无论有多少堂而皇之的理由，都是一种缺憾。所以我们在对现代艺术进行肯定的同时应看到其局限。现代艺术产生以来，我们始终没有在正反两个方面进行公正的、理性的、系统化的总结，多数理论都是情绪化的，肯定与否定多半倾向极端。我个人也是这样，譬如，我以前对形式很执着，但现在我发现太重视形式也是问题。从印象派到极简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形式，或者说是语言探索的过程，极简主义是语言探索的极致，也是语言探索的极端化。封塔纳在画布上的那一刀既是语言探索的终结，也是对语言探索的颠覆，语言本身极端纯化导致社会化的缺失，语言太专业化则会失去语言的受众，因此也就形成艺术与生活的疏离，因而才有杜尚。杜尚用极端的方式使艺术回到生活，但与此同时也形成了艺术与生活无差别的状态，一直影响至今。重新审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是二十一世纪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都需要面临的问题。

（文/郑勤砚，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来源：悦阳空间 艺术）

艺术家简介

杜大恺，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画院公共艺术院院长，清华大学张仃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书法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