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王岳川 | 让中国文化精神走向世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学是大国之学，是本民族精华之学，是不可丢弃，但也是不可迷信的。在全球化时期，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政治、经济、军事要崛起，文化也同样要崛起，东方和西方要进行平等对话。当今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东升西降”的新态势已经呈现，这时候谈国学不仅有了一种传承的意义，而且还有一种保持中华文化的命脉，把中国文化的精神在新的世纪重新发扬光大的意义。让天下每个人都能接触东方大国的国学，国学不是教授们的专利，国学不是那些皓首穷经们研究的结果，国学是千千万万老百姓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一份瑰宝，是中国形象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文化输出中，国学的根本要义在于：让坚持丛林法则的霸权西方明白：“国虽大，好战必亡。”（《司马法·仁本》）让国人体认“武平天下，文亦安邦”的祖训。对学者而言，需记住孟子真言：“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仁是人的心灵，义是人走的路。放弃正道不走，丧失了善良本性而不知道去寻觅，可悲！这在当今世界具有重要的文化建设意义。

王岳川书法孟子《孟子》句

做学问应有真切的文化自信

记者：最后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学术心得？

王岳川：我体会到，做学问坚守中国立场和文化自信很重要。长期以来，学术界流传一种不正确的看法，即认为民国学者——1911到1949这30多年的学者，比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学者水平要高，故而大捧民国学者为大师。我的看法是：新中国学者一点不比民国学者差，甚至超过了民国学者。如美学大师宗白华、朱光潜的美学著作远远超过了民国美学；冯友兰、张岱年的哲学和哲学史著作，同样超越了民国那些半部哲学家的著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做学问首先应有真切的文化自信。

事实上，在学术文化领域中国际惯例不是西方惯例，游戏规则不应该由西方单边建立；国际惯例是东西方世界共同创造的，游戏规则是东西方共同建立的。中国学术应该参与到建立国际游戏规则的过程中去，而不能“他者”建立了规则，东方大国仅仅去遵守。当代理论家不用再按照西方模式亦步亦趋，而是摆脱模仿西方的兴趣，打破西方艺术的惯例，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在精神生态中寻找中国式的文化光辉和美学神采。

王岳川书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句

在漫长的学问之途，我坚持十六字心经：“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在我看来，没有这四条法则，学问可能只是知识性的积累，而不会产生思想性的飞跃。正是依据这古、今、中、西的问题意识，使得我在大学时代注重对中国古典经典的研读，研究生时代则转向现代西学的研习，在北大执教多年后，则转向中国立场的国学研究，这是一个在转型的“否定之否定”中精神深化和人格修为的过程。

这表明我的知识结构、心理结构和心性视野的内在调整，也是我对自我思想的清场。不断扬弃旧的知识结构，寻访历史的思想残片并进行自我揪心问题和历史灵魂的对话，是个人学术调整的真实意图之所在。

学问漫长，人生短暂。正是在这种学术理念的介入中，我没日没夜地苦读、苦思、苦写，并尽可能地正视自己的弱点、盲点和误区，从而与时俱进地得以真正面对真实的学术和真实的自我。

（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艺术家简介

王岳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华美学学会原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协会原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协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六、七届理事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全国教育书画协会副主席，教育部中国书法指导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中南大学等大学双聘教授。担任学术泰斗季羡林先生八年助手。出版学术著作50余部，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