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为新——田忠利关于篆刻艺术创作如何继承和创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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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艺术创作“与古为新”，篆刻家必须具备自家独立的艺术个性。“风格即人”，艺术新风格是人格的投射。艺术家个性的发挥是篆刻艺术创新的前提。

翻开印史，我们可以看到，元明以降，文人艺术家开始介入篆刻艺术，并将鲜活的个性带入篆刻创作中。尤其是清代碑学的兴起，使篆刻艺术家的艺术个性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张扬，个性化的印风开始涌现。篆刻家们既“印宗秦汉”，又敢于突破秦汉印的范畴，挣脱印式固化的束缚，在文字的设计、章法的布局、刀法的运化上，强化艺术个性的表达，不断创新篆刻艺术形式语言，赋予篆刻艺术新的生命，极大地丰富了传统篆刻艺术，创造了传统篆刻艺术的新高峰。

篆刻作品能否体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彰显出篆刻家的主体精神、性情风骨和生命状态，是艺术成败的关键之所在。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的篆刻艺术都具有各自鲜明的个性。吴昌硕崇尚古意，“与古为徒”的艺术个性，使他在刻印方面，既法宗秦汉，又兼顾钟鼎、石鼓、碑额、汉隶、汉砖、瓦当、封泥、钱币、诏版等，博采众长，合宗古今，并以“古人为宾我为主”的创新精神，创造出了字法浑穆渊雅、边栏残破苍朴、章法新奇多变的独特篆刻形式语言。个性化的篆刻形式语言，又是由特殊的字法、刀法、章法形成的。齐白石选择以《三公山碑》富有张力的字形结体作篆法，喜《天发神谶碑》，以单刀入印，一味霸悍，冲刻出雄强恣肆的直线，构成奇崛生动、险峻宽绰的章法。这一切自然显露出一种“胆敢独造”的大匠气派。齐白石在篆刻传统字法、章法、刀法的基础上，另辟蹊径，成为篆刻史上开宗立派、影响后人的一代大师。

篆刻作品体现鲜明的艺术个性，非常重要的一点还在于篆刻家的天性。一个艺术家的天性决定其审美爱好和艺术风格的形成。刘熙载《书概》中说：“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书如其人，书法是书法家人格的心电图。颜真卿中年遭遇“安史之乱”，愤然举起平叛义旗，舍生取义，满门殉国。颜鲁公忠烈的人生个性、悲愤的忧国之心，彰显了颜体书法的浩然之气、庙堂之气，也成就了其书法豁达庄重、奇崛雄健的艺术风格。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气”是指人天然的禀性、气度、感情等方面呈现出的一种独特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形诸于文学艺术作品，便会生成作品的个性。艺术家具备什么样的自然天性，就会创造出什么样的艺术作品，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比如王羲之的《兰亭序》与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同是行书，因两位书法家各自天性不同，在作品中反映出的艺术风格也截然不同。艺术创造上的刚与柔、巧与拙、粗犷与细腻、豪放与婉约等等，完全出于艺术家的天性表达，是自然而然的流露，是真诚的，是无法加以强求和修饰的。否则，就是造作的、虚假的，不能称其为艺术。篆刻家在学习创作中，还要善于发现自己的天性，培养自己的天性，更为重要的是，面对喧闹的社会生活，能够遵从自己那份独有的天性，不跟风，不赶潮，以“天怀若水”的心境和朝圣般的虔诚，认真对待自己的篆刻艺术创作。

篆刻家思想情感的独特性也是体现篆刻艺术作品个性的重要因素。篆刻家在创作过程中发挥主体性作用，以情入印，将个人情感融入字形之中，通过字形的写意夸张、空间分隔的匠心调度，知白守黑，营构超越字形的境象，使“刀笔之外而有别趣”。篆刻作品中个性化的情感表达，不应是字法、章法和刀法之外的附加物，而是篆刻家成于印中的真诚与深刻，形于印外的概括与提炼。

个性化形式语言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是由篆刻家长期与众不同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道德品行、创作经验综合而成的。“李(白)才高气逸而调雄，杜(甫)体大思精而格浑。”(明代胡应麟《诗薮》)篆刻艺术所表现出的雄浑、散澹、豪放、静穆、古雅、清新……也是篆刻艺术家性情、学养、抱负的最直接反映。篆刻家必须勤于创作，在创作中不光要勇于创新，还要敢于失败。平时多学习前人篆刻作品和其他姊妹艺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不断提高自身的篆刻艺术水平。

田忠利 花开见佛纸本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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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印虽方寸，自有天地，在乎文字形态、在乎布局气象、在乎刀笔精神、在乎天性意趣、在乎意境独造。篆刻艺术的学习与创造，需要“与古为徒”，尚友千载。篆刻家在潜心研究传统的过程中，需要不断体味其性情风骨、濡染其文化精神、领悟其生命境界。如吴昌硕攻石鼓文数十年，“一日有一日之境界”。“九层之台，始于垒土。”篆刻家既要继承传统、遍临古典、积沙成塔，更要敢于突破传统篆刻印式的疆界，在创作实践上随兴所适，创作出具有传统意蕴和时代气息，并独具个人风格的篆刻艺术作品。

（文/田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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