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叙事与物性观照：周吉荣版画中的文化记忆

85cm×125cm 2018年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在不同创作阶段，周吉荣版画作品中的空间呈现均容纳着重要的文化记忆，他常常通过对不同空间的构建与转换，营造出丰富多样的艺术氛围，呈现对文化记忆的多维表达。周吉荣作品中的空间构建与同时期艺术家的空间语言形成鲜明对比：徐冰突出对“文化符号的多重解构”，王广义强调“消费社会的冲击”，周吉荣则聚焦“城市化进程的地域文脉”。例如，在其《最后的纪念》与《时空记忆之三》作品中，封闭空间的建构如诺伯舒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所说的“纪念性空间”^[5]深度契合，这种空间通过抽离现实的方式，让人们沉浸在历史的氛围中；而在《景东秘境之二》（图2）中，他又打开了空间的边界，创造出一种开放而自由的艺术境界。值得一提的是，周吉荣作品中的空间转换与他对“文化记忆多元性”的解读有关，并非一种个人的形式经验，封闭空间凸显着对传统记忆的守护，而开放空间则对应着对现代记忆的容纳，两者共同构成了城市化进程中集体记忆的多元样貌。

周吉荣的版画作品通过抽象符号与知觉空间凝固文化记忆。他曾在访谈中讲道，“现实景象会跟随思绪不断幻化，记忆会以符号化的印迹定格在画面中”^[6]。在《海市蜃楼之八十》与《景观——鼓楼》（图3）作品中，符号化与抽象表达较为显著，画面中依稀可见的路标等元素不再是具体的物象显现，而是被艺术家凝练的一种抽象的视觉符号。又如“故城”系列作品通过纸浆等综合材料，将流逝的城市景象呈现在如山峦般起伏的纸面上，画面以一种抽象的符号语言，折射出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的交融。这种对空间形式的潜心构建，不仅突出了作品的视觉效果，更彰显了一种关于空间表达的哲学思考。

图4周吉荣《故城之三》纸浆综合材料

220cm×320cm 2019年

三、物性观照与语言表达

艺术媒介的“物性”指材料自身的纹理、质地、触感等物理属性及其所承载的文化隐喻。周吉荣版画作品中对媒介材质的综合运用，正是通过激活材料的物性来观照文化记忆。作品中材料的质感和制作过程中的印痕，与记忆、情感和历史形成映照，使抽象的文化记忆依附于具象的物质载体，让文化记忆的表达成为可感可触、有温度的艺术语言。

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艺术正从单一的媒介向多元媒介转型，其中转型的动力之一是记忆表达的多维需求，创作者通过材料的融合、技术的更新呈现文化记忆的多元化特征。周吉荣在技术、材料与媒介物性上进行持续挖掘与探索，从传统木版到丝网版，从漏印到纸浆的综合运用，从矿物质颜料到数字媒介的拓展，媒介的物性凸显为一种更为细腻的语言表达，契合了文化记忆的多元需求。

2025年8月，周吉荣在南京金陵美术馆举办展览时坦言，“既追求纸浆材质的独特质感，又坚守版画印痕之美的创作初心，纸浆的粗糙质感正是承载城市虚实时空与文化记忆的理想媒介”^[7]。在《故城之三》（图4）中，他将纸浆与藏区的红土、矿物质颜料混合运用，纸浆的“破碎与重组”呼应了城市化进程中记忆的“割裂与重塑”。藏区红土蕴含着民族文化、土地记忆的喻指，这种对充满文化意涵的材料运用，显然是艺术家有意为之，如其所言“希望通过纸浆的脆弱与藏区红土的浑厚，表现城市记忆的易逝与坚毅”^[8]。2012年，周吉荣参与“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创作了长4.4米、宽2.7米的大型丝网版画作品《北京古观象台》（图5），这件作品通过百余版丝网叠印，既呈现出古老仪器群的缜密细节与磅礴气势，又凸显了数字媒介技术赋予丝网版画的精密性与延展性。

图5周吉荣《北京古观象台》丝网版画

270cm×440cm 2016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

“观照”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范畴，其以“仰观俯察”的智慧辨本质，以“澄怀味象”的思维观事理。周吉荣的作品无论是对城市文化符号的提取，还是对材质物性的挖掘，均在时空映照中延续了一种“以虚静之心观物，以澄明之境体物”的审美境界，这种主客观视角使得其作品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和情感色彩，成为沟通传统智慧与当代体察的审美纽带。《中国天眼》（图6）是周吉荣主持创作的第二项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当他站在黔境山地凝望这一相当于30个足球场大的大国重器之时，他的“观照”就不再是被动的凝视，而是一种主客体相融的“仰观俯察”。周吉荣在创作手记中谈道，“我凭借着多年对媒介材料实践的积累经验，最终采用3D数字建模进行制版，并借助柔性感光凹版技术，表现天眼工程的精湛，构图上以45度的视角展现‘中国天眼’在群峦中的雄姿”^[9]。这种呈现不是对科技设备的单一摹写，而是通过主观视角对实在的洞见与提炼，既保证了文化记忆的真实性，又使观众能够透过画面感受到事物的境界，从而获得趋近本质的文化信息。

图6周吉荣《中国天眼》综合版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