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凌浩｜新问题、新交叉与新范式——设计学交叉学科探索的思考

当前，设计学正处于全球社会变革与国家学科体系重构的关键时期，设计已超越传统的工具性定位，跃升为推动社会系统变革的核心力量。但学科边界的急剧扩张与数智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引发了设计学的知识形态模糊、学科主体性缺失和设计伦理滞后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设计学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交叉学科新范式，培养兼具技术理性与文化深度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已成为一项亟待回应与探究的重要议题。

二、新视角：设计学介入交叉学科的三种定位

（一）第三种知识形态：设计作为中介学科

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设计理论家就提出设计具有第三种知识形态的性质。〔7〕理查德·布坎南（Richard Buchanan）将设计界定为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具有独立实践理性的学科〔8〕；奈杰尔·克罗斯（Nigel Cross）在《设计师式认知》（Designerly Ways of Knowing）中提出，设计拥有区别于科学与人文的独特认知方式；埃佐·曼奇尼（Ezio Manzini）则进一步将设计知识描述为一种认知性产物，强调设计活动本身就是不同学科知识在情境中转译与重组的载体〔9〕。这种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动态游走、协同与重构的能力〔10〕被认为是设计的“学科间性”。如《设计研究》（Design Studies）将自身定位为跨学科的设计研究期刊，强调设计连接工程、人文与社会系统；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工业设计工程专业将教学分为设计、组织和策略，以人为本的设计，可持续设计工程三大方向，分别对应社会系统、人类体验系统与技术工程系统。在具体实践中，北京冬（残）奥会火炬台的设计将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国美学转译为空间符号，同时协调结构工程、机械系统与安全规范，使抽象价值与技术约束在同一方案中整合，展现了设计作为第三种知识形态的能力。〔11〕

（二）从跨学科到超学科：设计作为问题驱动的平台

设计天然以问题为中心，其研究对象与方法不断突破单一学科的范围。维克多·马格林（Victor Margolin）指出，设计需要吸纳历史、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使其从应用性实践转向跨学科的学术探究。〔12〕但随着设计开始面对可持续发展、社会治理等复杂的议题，传统跨学科保持学科独立性，仅仅通过知识互动、协作（如设计与工程技术的配合）将难以形成对问题的系统性理解。为解决这一现实问题，设计逐渐成为一个跨界共创的平台，概念设计将来自不同学科的知识在原型中整合，并通过具身化表达打破理论与实践的分野。〔13〕同时，设计的迭代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整合不同专业知识的协作机制，通过不断的调整和反思，团队深化对问题本质的理解，推动了知识和方法的创新。〔14〕这种以协同、迭代和整合为核心的过程，使设计不再局限于学科间隙，形成一种超学科的现实，在真实情境中推动打破传统学科边界，以解决复杂问题、构建系统方案，如设计思维与社会学、技术科学的无缝融合以解决社会问题。〔15〕

（三）设计的无学科性：设计作为新领域的学理性建构

在实践层面，有学者提出无学科设计（undisciplined design）的概念。〔16〕但这并非指设计没有知识体系，而是强调设计侧重于思维过程和创造性实践的路径。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和 朱利安·布里克（Julian Bleecker）提出设计的“非学科性”，认为其能作为一种实践和方法，以应对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并不擅长创造更宜居世界的难题。〔17〕韦尔比·英格斯（Welby Ings）则认为，设计思维非线性、迭代的方法，促进了偶然的知识邂逅，拥抱流动的方法论，实现了研究中的灵活转型和适应性。〔18〕这些观点的核心在于，从设计学的实践特征出发，观察到设计理论及实践已经涉及一种更为激进的认知论转变，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传统思维中提起椅子就将其视为“家具”或“木制品”的分类限制，从解决问题的视角构建新的领域，从而建立设计学的学理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