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我的童年的记忆是在父亲的画案边与断断续续的写生途中度过的。去年刚刚换掉父亲那辆二十多年的红吉普车时,才觉得时间过的好快,这辆车载着我们,走过许多地方。我最初的色彩启蒙,是额济纳左旗的胡杨林,那片壮阔而多彩的胡杨树;我最初的构图概念,是父亲教我观察贺兰山山脊的走势与云气的开合如何构成画面的“呼吸”。起初许多具体的童年写生记忆,更多的像是我们相互陪伴玩耍的一种方式,真正让我理解父亲艺术深度的,是前些年与他同赴火石寨的采风。那时我已是一名山水画创作者,带着对笔墨程式的认知,直面那片炽烈的丹霞地貌。那天,阳光斜照在赭红色的山岩上,整片丹霞仿佛在燃烧,却又保持着亘古的沉静。我目睹了他如何与这片土地对话。

他并不急于打开画夹,而是像一个“孩童”般说着他来过几次,每次感受都不一样,然后到处转啊转,终于停下了脚步,选定了位置,却不急着落笔,而是继续站在那里,仿佛要将自己站成山的一部分。他总能在常人忽略的角落找到动人的景致:一段干涸的河床上石头的排列,一堵老土墙上的雨水痕迹,甚至沙漠中一丛倔强生长的沙棘,都能引发他长久的凝视和思考。这种能力不是天赋,而是他数十年如一日修炼出来的"艺术之眼"。当他终于展纸挥毫时,我看到了一个成熟艺术家如何"化解"物象——石涛所谓"笔墨当随时代",在父亲笔下得到了完美诠释:他用最传统的语言,成功转化了眼前的自然奇观,使画面既具北宋山水的雄浑正气,又不失元人笔墨的松灵意趣。那一刻,我豁然开朗。父亲所深爱的,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山水”概念,而是脚下这片土地上每一处具体山川的风骨与神魂。他的艺术生命,便是与宁夏的山河持续对话、彼此塑造的过程。

中年担当:以笔墨搭建沟通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