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润文的画,总是不愿把话说满。他是这个喧嚣时代里一个极为稀缺的旁观者。他不直接描绘时代的巨响,他描绘的是巨响过后,那些被震动的人脸上残余的表情。2009年,他创作了《广州起义》,那是一幅宽逾两米的历史巨构。画面上革命者凝重的神情、垂落的旗帜、崩坏的砖石,每一个细节都浸透着他对历史人物精神向度的考据和理解。写实不是复刻历史照片,而是让凝固的历史重新喘息。
五、从记忆到现实,由繁入简
郭润文的绘画道路,是一条从记忆走向现实的单行道。
上世纪九十年代,他把自己锁在“记忆”这个主题里,用离乱的时间与空间反复并置,打捞自己童年乃至父辈的记忆印记。那些画里有熟悉的街巷、模糊的人影、莫名的怀念。这个题材让他斩获了无数大奖,但他没有把自己钉在这里。

他将创作主题逐步向现实生活调整与改变,基于的是对现实世界的关注。他开始用画笔介入社会生存环境中的那些“非常重要的事件”,表达当下内心的新态度。近十年来,他的画风呈现出鲜明的由繁入简的趋势,他抛掉了繁杂的周围环境和多余的背景细节,把焦点完全集中在人物性格的精准把握上,在统一整体的背景下凸显人物主体后的那种更深远的反省。他的作品逐步剥离了繁复的图层,向着更凝练、更概括的境界迈进。
他依然是写实,但那种写实的语言,已经经过了漫长岁月的提纯,变得愈发精准与洗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风格手法虽然有改变但也是非常微妙和微小的,并不是彻底的转换。”这种量变中的质变,才是真正的艺术家所追求的慢功夫。

六、艺术家的责任
郭润文身上,有一种如今鲜少看见的东西——“师者”的气场。
19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狂飙突进,观念艺术、装置艺术占领市场。写实画派一度被贬斥为“保守”的代名词。郭润文没有动摇。他说:“写实画派让写实绘画重新回到了它应有的社会地位,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但我们的绘画大多表达的是自我审美情趣,缺乏对社会焦点的关注,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他呼吁画家必须关注生存状态中的矛盾焦点,关注中国或世界的问题。
作为广州美术学院造型学院的掌门人,郭润文忧虑的是基础训练的日渐缺失。讲座上,他直言不讳地说:“写实画家必须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要避免被市场需求异化,艺术家不能变成商人。”

郭润文是纯粹的。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孤高的专注。他曾多次在不同的访谈中阐释过自己的定位:“我是一个现实主义画家,只是借用了古典主义的技术和表现方式而已,真正内在的还是现实主义。”这句话从他口中说出来,清晰,坦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