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毅峰：纸间遇古僧——与八大山人的跨时空“画论”

余曰：“似石而非石，似山而非山。乃先生胸中孤愤之石也。”

山人曰：“天地间本无此石，吾心中却有此石。目之所见，物之形也；心之所感，物之神也。吾画石，非写石之形，乃写石之性——孤傲、倔强、不甘。形可千变，性不可移。子谓之‘似’，如工匠之似；谓之‘不似’，乃妄作之似。吾之‘不似之似’，介乎二者之间，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余曰：“然则先生之‘不似之似’，与东坡先生‘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其旨同乎？余以为，东坡尚‘理’，先生尚‘心’。宋人观物，求其所以然之理；先生观物，求其所以感之心。理有共相，心皆独殊。故东坡之竹，尚有竹之常理；先生之鸟，已无鸟之常形。此非高下之分，乃时代心迹之异也。吾辈处今日，既见宋人之理，复见先生之心，当合而观之，以理驭心，以心运理，庶几不堕一边。”

山人叹曰：“子之论，已超吾辈。宋人求理，吾求心，而子求心与理之合。后生可畏，信然。然子须知，合之之道，在‘真’字。理真则形不妄，心真则情不伪。二者兼到，方为大家。”

余曰：“先生晚年画作，愈趋简澹。余以为此乃先生心性之变——由愤激而归于平淡。愤激时，笔墨奇崛，白眼向天；平淡时，笔墨冲和，物我两忘。然平淡之中，仍有凛凛生气，非真冷淡也。此正如陶渊明诗，初读似枯，再读腴生。余于《笔墨十论》中尝分‘雄浑’与‘冲淡’二境，以为雄浑易得，冲淡难臻。盖雄浑靠骨力，冲淡靠修养。先生晚年，已入冲淡之境，而骨力自在，此最难及。”

山人默然良久，曰：“子真知吾者。世人但见吾冷逸，不见吾热血；但见吾孤高，不见吾深情。子分‘雄浑’‘冲淡’二境，甚当。吾少时如怒狮，老来如古佛。佛非无情，乃情至极处，反归于寂。然寂非死寂，寂中生机，唯识者见之。”

三、问书画同源

余曰：“先生尝言‘画法兼于书法’，敢问书画何以相通？余于《笔墨十论》中立‘骨法’‘气韵’二纲，以为书以骨法为体、气韵为用，画以气韵为体、骨法为用。书之骨法显于点画，画之骨法隐于物象。先生以书入画，是以书之显骨，助画之隐骨。然则书画终究有别，书不叙事，画必状物，此其分别处。先生如何弥合此间张力？”

山人起身，取秃笔作书，笔势凝重，中锋行笔，寓方于圆。继曰：“子分体用，甚有见地。然吾以为书画同源，非徒笔墨同源，实心性同源。书法之提按顿挫，即画法之浓淡干湿；书法之疏密欹正，即画法之虚实开合。吾以篆籀笔法入画，故线条如屈铁，虽简而劲；吾以行草笔意写兰竹，故姿态如舞蹈，虽狂而雅。至于子谓书不叙事、画必状物，此表面之辨也。吾画之状物，非为状物，乃为写心。心既写，物之形何必斤斤？故吾以书之抽象，化画之具象。抽象与具象之间，正是吾辈用武之地。”

余曰：“然则先生之书，亦兼画法乎？余观先生书法，结体奇崛，章法疏宕，与其画作如出一辙。更有进者，先生题画诗之位置，与画中物象呼应成章，诗非赘语，实画之一部分。此即‘诗书画印’四者合一之极致。余以为，先生画之‘简’，非独笔墨之简，更赖诗之补足、书之点醒、印之收束。四者缺一，画意便减。此乃国画不同于西画之根本处——西画求满，国画求缺；西画求实，国画求虚。求缺求虚之中，诗书画印各展其长，共成一境。”

山人抚掌曰：“子论诗书画印四者合一，实获吾心。吾每作画，必先酝酿诗意，而后落墨；墨既干，乃题诗；诗既毕，方钤印。四者如四时运行，缺一不可。今之画者，但知涂染，不知诗书，是失其根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