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毅峰：纸间遇古僧——与八大山人的跨时空“画论”

四、问借物抒情

余曰：“先生一生，国破家亡，遁迹空门。画中鱼鸟，皆若有不平之气。此即‘借物抒情’之谓乎？余于《十心观》中论列十种心境，其中有‘孤心’一境——人处极孤之时，反与世界达成最深之联结。盖孤独至极，则万籁皆为己声，万物皆为己影。先生画中鱼鸟，非鱼鸟也，乃先生‘孤心’之外化。余更以为，先生不仅写孤心，亦写‘愤心’‘冷心’‘傲心’‘禅心’——数心交织，方成八大。若仅以‘孤’之一字蔽之，犹见树而不见林。”

山人神色黯然，良久乃曰：“子之‘十心观’，剖吾心肝矣。吾非欲为画师，不得已而为之也。每画一鸟，鸟即吾也；每写一鱼，鱼即吾也。鸟之孤足独立，吾之无所依倚也；鱼之白眼向天，吾之愤世嫉俗也；石之危而不倒，吾之志不可夺也；荷之残而不败，吾之节不可辱也。子谓数心交织，诚然。愤心写于壮时，冷心写于中年，禅心写于晚岁。然数心非断然分开，常常并现一画之中。譬如一幅残荷，冷耶？愤耶？禅耶？兼而有之。”

余曰：“先生借物抒情，所借之‘物’，何以偏偏是鱼、鸟、荷、石？余以为，此四物皆有‘独立不倚’之性。鱼游水底，与人世隔绝；鸟翔天际，与尘嚣远离；荷出淤泥而不染；石立天地而不移。四者皆不合时宜之物，恰合先生亦不合时宜之人。人择物而寄情，物亦择人而显性。人物之间，非单向之利用，实双向之遇合。此即‘感物’与‘物感’之辩证。若心中无情，纵对名花亦无感；若心中有情，顽石亦能点头。”

山人目中有光，曰：“‘双向遇合’四字，道尽吾一生作画之秘密。非吾借鱼鸟，鱼鸟亦借吾也。吾写鱼鸟之孤，鱼鸟亦写吾之孤。吾与物，两相成就。”

五、问格调

余曰：“先生画格冷逸孤高，世所共仰。然余尝思：格调之高下，究竟系于时代，抑系于个人？若先生生于承平之世，锦衣玉食，安享尊荣，画中尚有此孤愤之气否？余观艺史，凡大家之风，无不与关乎其身世遭际。徐渭之狂，生于其仕途坎坷；石涛之奇，生于其僧人身份；渐江之冷，生于其抗清遗志。然则，风格者，时代之产物耶？个人之选择耶？”

山人叹曰：“此问甚大。吾生非吾择，时代亦非吾择。然既生于此时代，遭此变故，便有不得不发之情、不得不写之画。假令吾生于盛世，或为富贵闲人，画些牡丹芍药，亦未可知。然则风格虽由时代铸就，铸成之后，便独立存在，超越时代。后世之人，不见吾之时代，而能感吾之悲痛。子生于三百年后，读吾画而心恸，这不正是风格超越时代之证么？”

余曰：“先生此言，解我多年之惑。风格如种子，时代如土壤。无土壤则不生，然既生之后，其花其果，便不属于土壤。后世观者，赏其花，尝其果，不必亲履其土。此即艺术之独立生命也。余于《中国画的哲学归属》中尝论：中国画之最高境界，乃是‘以有限之笔墨，写无限之生命’。先生之画，正是此论之绝佳注脚。”

山人曰：“‘有限之笔墨，写无限之生命’——此语足以为吾作墓志铭。吾画虽简，然每画皆为一生命，有呼吸，有温度，有灵魂。画者以生命写之，观者以生命接之。生命与生命相遇，虽隔百代，犹如对面。”

六、问后学与余论

余曰：“先生之艺，影响后世深远。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诸家，皆蒙先生滋养。然余观齐白石学先生，变冷逸为热烈，变孤愤为天真；潘天寿学先生，变简约为雄强，变含蓄为张扬。此非背先生，乃学先生之精神而自开生面也。先生以为后来者当如何学先生？”

山人笑曰：“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吾一生最忌‘似’字。学董其昌，愈学愈不似，方得真似。后来者学吾，当学吾之精神，非学吾之面目。吾白眼向天，后人若徒画白眼，则成笑柄；吾简笔孤鸟，后人若徒求简省，则成浅陋。齐、潘诸子，正是善学者。他们学吾之‘写心’，而非学吾之‘写形’；学吾之‘真’，而非学吾之‘冷’。故各成一家，辉映画史。”

余再拜曰：“先生之言，如甘露洒心。今日得闻大道，终身受益。先生以遗民之身，守孤高之节，发悲愤之情，成极简之艺。四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后人若只学先生之笔墨，而不徇先生之精神，犹买椟还珠也。愿以此语，献于先生座前。”

山人起立，执余手曰：“子言至此，吾无复有憾。三百年后，得子为知己，吾画不朽矣。”

语毕，山人渐隐于画中。但见纸上墨痕犹湿，鱼鸟依然。窗外月色入户，四壁皆空。余怅然久之，乃援笔记录问答。起视案头画册，一鸟一石，静默如初。然余心中，已别有天地。

（文/李毅峰，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来源：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