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不下的背篓，开不尽的清荷——刘国辉追忆画家周思聪

周思聪在街头画速写

想起周思聪

思聪走了，走远了。不该走的，却偏偏走了，还走得那么急。前些年，一曲“好人一生平安”唱得满世界都晕乎乎的，然而，好人常常并不平安的。

我认识思聪还是在念研究生的时候，文革不久我就被放逐了，待到拖着尾巴回来已是79年的秋天，美术界的事全然陌生了，周思聪的名字对于我来说是全新的，看那画，画得很捧，听说还是位女画家，就更多了一分注意。那时人的观念还很旧，画画的最钦佩的就是画得好的，而如今这画得好已是太不重要的事了。全班上北京看展览，有人提出去看看周思聪，我二活没说跟着就走，在北京的胡同里七拐八弯地进了一个小院，思聪的画室就在这里。—间不太亮堂的小屋里我们见到了这位心仪的画家，那是个有点身量的年轻女子。略显方形的脸庞挺端正，发型和衣着都很人众化，从上到下看不出有什么“艺术家”的迹象。杜滋龄把我们一行人介绍给她，记不得最初的交谈是什幺了，思聪的说活声音很低，从从容容的，语气平和得近乎温柔。桌上放着在进行中的画作，一个有些变形的人物，那时变形的人物形象对于多数人来说还没有习惯，更何况一个画写实人物画的高手。突然改弦易辙就更使人困惑了。“你怎么也搞变形了呢?”生就急性、少涵养、到哪里都很冲的我这就发问了。“嗨，不变不得活了”她似乎并不用思量就说，声音依旧是那样轻轻的。“你是打头的，你变了叫我们怎么办?”我不无调侃地开玩笑地说，思聪浅浅地笑着，并不应对这无需要作答的问话。接下去就和我们淡起了去日本见到赤松俊子夫妇后的感触。谈话到了一个间隙，我冷不丁地冒出了一句“来给我画张像吧。”“那怎么行呢。”思聪的问话听得出并不坚定，却对我的唐突表示了友好的容忍。“随便画就行。”我说着端起一把椅子对着她的画桌坐下，那架势简直不容商量。

思聪的毛笔掐得很低，腕几乎靠到桌面上，但运笔时肘、腕、臂都在运动。她没有坐下，只是将上身弯了一下，嘴里说“你不好画。”没几分钟却画好了，像上的我是白描勾勒的，线条肯定而有力，果然是好手笔。十几年后我在一部描写李可染先生绘画艺术的电视片里，看见李老在作画时的情景，才发现那握笔的方法，那线条的形态和运动方式，思聪受他恩师的影响是非常深的。十几分钟后四个人的像都画完了，于是皆大欢喜地告别了，思聪送我们到画室的门口。我们的欲望也仅是见见那个被我们读熟了画作的人。以及象—个初学者所怀有的那种探密的心情看看她是怎样工作的，这当然都达到了。然而，使我奇怪的是，我们之间似平早就熟悉，陌生的拜访就如老友的串门，那样自然、随意。

八二年夏，黄胄先生约我去藻鉴堂画画，恰逢中国画研究院的院庆，一时间，藻鉴堂来了许多人，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大厅里放着一长溜用桌子拼成的大画案，铺着毡子，上面放着丈二匹的宣纸，黄胄坐在画案中段，张罗着请到场的画家合作那张大画，亚明—边调侃一边帮着忙，南北二位著名画家的配合很密切，显得很潇洒，倒是那几位老画家都有几分矜持，个个变得像需要大人带路的孩子了。蒋兆和先生、李可染先生，还有我当时还不认识的好些老先生(老太太)，也有年轻的象刘文西、韩美林什么的，我又见到了思聪，她在—旁静静地站着，大厅里闹轰轰地很拥挤，我抽个空就回到了自己房里，不意，刘文西、韩美林也跟着进来了，一会思聪也来了，后来又进来了史国良。大概在大厅里，在那些老前辈面前总不免有些拘谨，这会到了房间里都把话闸子打开了，大声喧哗起来。韩美林很健谈，也很风趣，说着说着就说起我来，说这面相怎么能是坏人呢？指的是我文革受冤的事，其实我知道他的经历很坎坷，却在这儿为我打抱不平呢。我被说得不自在起来，就打岔地说还是来画几笔吧，一切都现成的。韩美林先动笔，一挥而就，画了一匹马，刘文西画的是侧面的包头巾的陕北小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