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商英：在生成与消逝之间，绘画便在彼此留下痕迹的过程中发生了

刘商英在火焰山创作现场，2026年

刘商英的绘画一直与行走和现场有关。

自2011年以来，从西藏阿里、内蒙古额济纳旗到新疆罗布泊，他不断离开工作室，进入荒原、高地和戈壁，在行走中抵达具体的地理现场。对他而言，行走不只是空间上的移动，它逐渐成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身体感受距离、温度、风、光线和地貌的变化，绘画则在身体与环境持续接触的过程中发生。“现场”因此从来不是一处等待被描绘的风景。他把画布带入自然，以身体为媒介，把绘画转化为一种行动。

人类学家 Tim Ingold 曾将行走理解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知识并非发生在一个与环境分离的主体内部，而是在人的移动以及与周围世界持续接触的过程中生成[1]。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商英的野外绘画并不是简单地把工作室搬到自然之中。行走本身已经参与了观看，身体与环境之间不断发生的关系，则构成绘画得以形成的条件。

此次个展《消逝之间》（While Fading）延续着这条已经持续十余年的线索。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在这种延续之中，艺术家与大地之间的关系正在变得比“现场绘画”所能描述的更复杂。

《火焰山19号》，布面油彩、红土，240×320cm，2026

《火焰山》系列沿用了他在野外工作中早已形成的方法：把现场的沙土带入画面，让一个具体地点的物质成为绘画的一部分。这不是新的尝试，值得注意的也不是他“又使用了土地”，而是这一长期方法在新作中变得更加清晰。赭红、土黄、灰白既来自艺术家的视觉判断，也直接来自火焰山自身的颜色；土的颗粒、重量和质感与颜料混合，在反复的涂抹、覆盖和刮擦中形成粗粝的表面，有些局部像裸露的地层，又像风化和侵蚀之后留下的断面。在《火焰山19号》作品中，颜色不再完全来自颜料，肌理也不再只是绘画语言制造的视觉效果。画布由此获得一种近乎“地层”的性质：它既是一幅关于火焰山的绘画，也是火焰山物质沉积的现场。

这使绘画与一个地方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艺术家面对的已不只是眼前的景观，观看、触摸、身体的行动和来自现场的材料交织在一起，大地不只被描绘，也以自己的物质留在画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