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世大儒出济南——纪念“中国公共图书馆之父”周永年逝世230周年

周永年践行藉书园，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的创议人，被誉为“中国公共图书馆之父”

周永年从小“于衣服、饮食、声色、玩好一不问，但喜买书”。父亲周堂经商，“家日饶”、“大裕”，“有贾客出入大姓故家，得书辄归先生，凡积五万卷。”⑤周永年就读泺源书院时，山长沈起元曾为《题周生永年＜水西书屋藏书目录＞后》。㉖

1769年春，周永年刚认识桂馥时，就已积书五万卷㉗。于此前后，周永年主修或参修了《泰安府志》、《历城县志》、《济宁直隶州志》及《东昌府志》等地方志⑪，他甲于山左的丰富藏书，是他纂修山东地方史志的强大资料库。后来，周永年通过聘请专人㉘在北京琉璃厂等地广泛采购稀有书籍㉙，又利用从四库馆借书回家校理的便利条件，“佣书工十人，日钞数十纸；盛夏，烧灯校治”㉗，终于积书十万卷㉚，并编写了《藉书目录》⑯，成为国内藏书家中的佼佼者。

1769年前后㉛，周永年以《儒藏说》为理论指导，落地了“与天下万世共读之”的藉书园。先在青州㉜、泰山㉝、莱芜㉞等多地选址，最后与桂馥在济南创办了藉书园，“出两家所藏书，置藉书园，以资来学，并祠汉经师其中，诱掖后进甚笃。㉟”“聚古今书籍十万卷，供人阅览传钞，以广流传。㉓”

《清史稿·周永年列传》和《济南府志·桂馥》，都明确记载周永年成功创办了藉书园。但后世仍有学者质疑，周永年的藉书园没有实际落成，多因桂馥《周先生传》中“招致来学，苦力屈不就”㉗一语。其实，周永年创办的藉书园，至少有四种功能：一是购书、抄书、藏书，即藏书楼的功能；二是售书，即书肆、书店的功能，所刻书多寄王相符家代为消散㉔；三是刻书、印书，即刻书铺、出版社的功能，他刻印了张养浩、赵执信、张尔岐、戴震、惠栋、王苹、张元等先贤遗作⑩；四是通过交换图书目录等方式向外借书，即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周永年的藉书园，实为当时集藏书楼、书肆、刻书铺及公共图书馆为一体的“文化综合体”。章学诚《周书昌别传》中，对藉书园“文化综合体”的多种功能都有记载。⑯

藏书楼、书肆、刻书铺的功能在当时并不新鲜，但“与天下万世共读之”的公共图书馆功能，却是“天一阁、传是楼、述古堂诸家”江南藏书楼和众多书肆、刻书铺都做不到的，“其志虑之深浅，用心之公私，利泽之普狭，与书昌相去当何如也！”⑯周永年把私人藏书“广之于天下”，这是“周永年所设想的一幅公共图书馆的蓝图”，周永年“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图书馆事业的先驱”㊱，被后人誉为“中国公共图书馆之父”。

周永年不止于把藉书园办成公共图书馆，他和桂馥还要“招致来学”，就是开学院、办教育，最后“苦力屈不就”。桂馥在《周先生传》结尾论曰：“使先生讲授藉书园中，当有一二后起者，顾吞志以殁，惜哉！”这也从侧面印证出，藉书园成功实现了藏书楼、书肆、刻书铺及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只是办教育的理想没有实现而已。

周永年和桂馥的藉书园落地在五龙潭畔㊲，矗立在由贤清园改建的朗园之中。

清代中后叶，济南名士游朗园，提及藉书园或藏书楼的作品很多。如周乐《同王秋桥游朗园有作》：“径曲杂花护，楼高万卷存。”原注：“书昌太史有藉书园，藏十万卷。”王德容《游朗园》：“朗园数亩纳泉流，万卷书藏百尺楼。”又《孟秋廿二周子完邀集朗园》：“区擅七桥胜，架藏千帙宜。”杨致祺《过朗园赠周生》：“美酒从君设，奇书任我搜。”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