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世大儒出济南——纪念“中国公共图书馆之父”周永年逝世230周年

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当时正在北京，“闻书昌名”，前去拜访，“未得见”⑯。章学诚随后离京，做了安徽学政朱筠的幕僚。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正月，在章学诚建议下，朱筠奏请辑佚《永乐大典》，直接推动了四库全书馆的设立。⑲

是年二月初六，四库全书馆开馆。闰三月十一日，纪晓岚奏请周永年、邵晋涵、戴震等“五征君”进京办理《四库全书》。⑩

1925年，中华民国国会议员邵瑞彭在《征求续编四库全书意见启》中写道：“有清之世，历城周永年撰《儒藏说》。未几诏开四库馆，士林以倡导之功，归诸永年。”⑳

2002年，当代国学大师汤一介再提盛世修《儒藏》，得到了张岱年、季羡林等学界耆老的支持。2003年，《儒藏》工程被列入我国重大基础性学术文化工程，北京大学成立了以许智宏校长为首的《儒藏》编纂领导小组，聘请季羡林为首席总编纂，汤一介、庞朴、孙钦善、安平秋为总编纂，饶宗颐、任继愈、王元化、来新夏等13位海内外一流专家学者为《儒藏》精华编顾问。至今已历时19年，不少硕彦鸿儒溘然辞世，《儒藏》仍在继续编纂中。

提醒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待到《儒藏》竣工之日，勿忘告慰两百多年前《儒藏》的早期创议人——周永年。

周永年为编修《四库全书》做出巨大贡献，和纪晓岚、戴震等一起把乾嘉汉学推向历史高峰，又推重古文派，让“桐城派”名扬天下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春，周永年晋京办书，先任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分任《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编纂，后被钦赐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继而升任翰林院检讨。1775年四月二十八日，特授翰林院编修、文渊阁校理，充四库全书纂修馆纂修兼分校官。⑩

短短两年，周永年被火线提拔，缘于他在辑佚《永乐大典》、编修《四库全书》工作中的突出表现。“当时编检诸臣急于成功，各韵散见之古书，既采之未尽，而其与现行刻本有异者，全不知取以校勘。……当时历城周书昌编修永年，亲在馆中，茧丝牛毛，独为其难。㉑”

周永年工作一丝不苟，经常和同事们“固执以争”⑯，很多同事干脆把分内的活也委托给他，以至于周永年揽下的工作越来越多，四库中连与佛教相关的古籍也多由他校过。㉒

周永年最后“目尽九千巨册，计卷一万八千有余”，几乎以一人之力，将《永乐大典》通校了一遍，辑出宋刘敞《公是集》、刘攽《公非集》、苏过《斜川集》等十余种重要文献。⑯此外，“永年在书馆好深沉之思，四部兵、农、天算、术数诸家，钩稽精义，褒讥悉当，为同馆所推重。㉓”

周永年在四库馆期间，还向朝廷进献了大量珍贵书籍。“其家藏书最多，……蒙上垂问家藏书籍，刻有书目二部，遂以进呈。点出一千余部进之，后印以御宝发还。”㉔

周永年与同馆的纪晓岚、戴震、邵晋涵等，都是以标榜汉学为主的考据学派大师，他们主张考据学是科学的方法和精神，共同把乾嘉学术推向了历史高峰。

当时，馆中出现了汉宋学术之争。汉学家们批判姚鼐等所持程朱理学并非儒家正传，而是受了释、道污染，姚鼐最终被逼出走。周永年、程晋芳对姚鼐最为包容，还十分推重他的古文，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下了周永年借“鬼话”力挺古文派的掌故㉕。1777年五月五日，周永年更在姚鼐恩师刘大櫆八十寿辰上，直接褒奖其文：“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桐城派”从此开宗立派，威名远播矣！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