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关于设计教育的对话——苏丹＆Italo Rota：以“态度”作为“形式”

2.苏丹：我的理解是设计是“死亡的仪式”，人类最后沉积下来的东西都是和设计有关的。从考古的角度来讲，未来的人追溯上一代的人是要通过陪葬品的，就像我们现在通过陪葬品推测古时候的文化一样。所以最华丽的葬礼都是由设计构成的。

Italo：借助设计创造和技术，我们要开始思考相应的策略。策略研究会逼迫我们审视自身的态度。如果态度转变了，就极有可能创造出新的设计造型，甚至是新的事物。当我们设计出新的器物的时候，这些东西也影响到我们。因为它们都有自己的生命，而生命之间的互动是会相互影响的。所以，未来设计不会是由一个人产生的，它必须依靠团队。这也给当今的教育系统一个很大的启发，在当前的教育里，学生经常会认为自己是可以独自掌控所有事情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任何设计或项目都不可能仅仅围绕自我而来。

器物的“生命演进”

3.苏丹：未来是围绕着共同体，过去是围绕着个人的需要。教育体系发生了颠覆，要创造新的教育。

Italo：对于现在一些年轻的设计师，比如刚刚23、4岁设计青年，他们也必须要考虑并成熟地接受这些观点。我们现在正在计划把基本教育的年龄提前到15岁，因为到了18岁人已经相对成熟，思维也比较固定了，更早开始进行教育意味着我们可以激发学生更多的想法。

很多的年轻人其实是非常有质感的，学校的价值就是在于培养年轻人的这种质感。有的时候，笨一点的学生反而更易于培养，因为他们更愿意去接受学习并理解这些问题。我们不要去试图研究学生本身，而是应该引导他们培养专注力。当学生可以自行专注于学习和思考的时候，想法和创意也就接踵而至了。

对教育系统来讲，它的问题是如何研发人类文明以及其对应的文化秩序。教育的关键掌握在教授手里，他们需要教导年轻人不断地去学习，并学会用智慧和知识解决问题。所以，未来的教育系统是否应该放弃那种传统的、所谓“正式”的教育方式，转而关注人的能力的激发和培养呢？也就是说，教育是否应该是让学生去“做”，而不仅仅只是去“教育”他们呢？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未来我们应该怎样去创造工作岗位和工作机会。没有工作机会，就很难再去考虑未来。

4.苏丹：我和Italo先生基本上每个月都会见一面，在上海、北京或者意大利，每一次见面都会发现他又有了很多新的想法。所以说，Italo真的是一个脑子不停地在思考的人，他永远怀着一份好奇的心性。他的朋友圈也很特别，其中传播的信息对我有很多启发，也让我了解到一批世界精英正在关心和思考的问题，比如说他刚谈到的教育。

2015年，Italo在清华美院与苏丹讨论威尼斯建筑双年展

实际上，如果用中国的标准来考量的话，Italo并不是一个模范的教师。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不着边的艺术家，尽管他实践能力很强也有很多重要的项目。从他在谈到未来的教育的问题上，我们发现过去的教育方式是有问题的。

一个是受教育的年龄段。现在意大利的机构开始关注15岁到18岁这个年龄群体的教育问题，比过去提前3年。这种决策变化可能和当今受教育者心智的变化有关，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值得大家探讨。大概半年前，我们在上海见面的时候他就提到，一定要关注17岁以下人的想法。这是一个新的教育群，也是未来新的消费群，他们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另外一个是教育方式的问题。他谈到未来的教育是工作，而不再是听课。工作就是实践，一种是工坊里的工作，另一种就是直接工作。上个星期我和几位意大利学者，包括米兰理工大学负责中国事务的诺奇副校长，还有欧洲设计学院现任院长，都谈到了这个问题。欧洲设计学院和米兰理工的训练方式其实是不一样的，米兰理工侧重知识结构，即通过传授的方式帮助学生建立知识结构体系；欧洲设计学院则侧重于工作，即工作式设计。当然，多莫斯在很早以前就倡导把工作作为教育方式，这也是他们的理念。所以说，意大利的设计教育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强调“做”的。因此，我有一点想问Italo，他讲到的工作以及工作的重要性，是不是比过去的像欧洲设计学院和多莫斯提到的这种实践性的、在做项目中完成教育过程的理念，又增加了什么新意义在里面？如果有新的意义，它必会导致教育进一步的变化。就像多莫斯，当时被世界评价说开创了现代设计教育新的方式；欧洲设计学院也在商业体系中被评价为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学校”。所以，希望Italo针对前面聊到的教育方式中“做”，或者说“工作”的问题谈一谈，目前或未来有没有关于它的新的模式。

多莫斯设计学院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