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与自反——孟禄丁漫长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1983年，孟禄丁附中毕业并进入央美，开始四年的本科学习，这几年正是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之后，思想解放的历程多少蹒跚，但思想解放的潮流狂飙着开启——在艺术界，也见证了“八五美术新潮”在各地的蓬勃发展。当然，北京更是美术新潮的重镇。而正是在1985年同年，孟禄丁由油画系二画室分入了刚刚建立的四画室（林岗任主任、葛鹏仁任副主任并主管教学）。新画室的建立，为顺应新时期的艺术教育的更新。四画室重视现代绘画，并鼓励自由的形式探索，很大程度上围绕着艺术语言形式的求索展开。在此环境下，孟禄丁的语言意识愈加强烈，即愈加关注纯粹的绘画的语汇与练习。

孟禄丁，《足球》，200×370cm，布面油画，1987年

对于八五美术新潮中的新艺术，孟禄丁敏锐察觉出其中过强的政治性、社会性表达。及至八十年代中期，这种注重政治性和社会性的艺术创作，已经蔚然成风。孟禄丁却不认为艺术应停留在这一阶段。他多少代表了当时一部分的艺术家的心态：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前以艺术顺从政治，还是新潮美术阶段以艺术反抗集体疯狂的年代，艺术都被工具化，成为一种手段；在此前提下，艺术作为艺术的部分，反而被大大忽视；所以，更应该回到艺术本体，亦即艺术的语言本体、形式本体。在这样的思考下，在大学的后半段（1986年至1987年），孟禄丁的形式探索卓有成效。在这个阶段的代表作中（1986年的《红墙》与1987年的两幅《足球》），他多少放开了模仿现实的束缚，而是依凭现实而借题发挥。这几幅画中，他以表现性的笔触，呈现着本就具有动感的瞬间，行人、车辆或是争抢足球的运动现场；他又以热烈的色彩，同样烘托着运动的状态。尽管他在作品中主要在追逐艺术表达语言的精准性，但是以后世观之，其题材选择无疑具有青春的以及新潮的能量——这并非刻意为之的主题创作，不过，它们却恰好成为“新潮美术”的某种艺术典范。

及至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四画室的老师，孟禄丁在教学中愈加强调创作要回到艺术本体，将艺术形式和语言作为创作的核心问题，并于1988年在彼时重要的艺术刊物上《中国美术报》发文指出：

“绘画的基本功是研究视觉语言（形色面）的自身规律，还是以反映客观物象的表面形态为目的，是发现和培养学生个性的价值和潜在的感悟世界和自身的素质，还是置学生于摹拟自然或古人之中。……艺术史上经得起推敲的艺术作品，无不经过了绘画语言不断纯化而趋于完美的过程，因为语言的价值影响着内容的价值。”[孟禄丁，“纯化的过程”，《中国美术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1988年第18期。]

孟禄丁，“纯化的过程”，《中国美术报》，1988年第18期

回溯看这一时期，漫长的八十年代见证了青年孟禄丁在思想上的某种自反或自觉。上文引述的孟禄丁的写作，作于1988年，评的是他的同学王玉平与申玲的最新创作，昭示着评述人孟禄丁自己的艺术主张。当然，从具体内容而言，体现了孟禄丁的某种自反或自觉。早期，在艺术中对于政治保持强烈敏感（表现为追逐的心态）的理想，蜕变为对艺术自律的追求。若从政治心态而言，这无疑是对曾经自我的某种否定；不过，如果说早期的政治意识源自一种懵懂状态下的集体主义热忱，是一种无知下的政治化，那么青年时期经历思想解放后，他的宣言明显更偏向于一种自觉的去政治化。毕竟，即便历经思想解放，也并不意味着思考的绝对定型，这便意味着其中的“自觉性”，也将随着思想的进一步更新而有所变化，而下一个阶段的“自治”似乎不言自明地意味着上一个阶段的“无知”。

事实也的确如此。八十年代的代际之末波涛汹涌，思想与艺术，自反与自觉，张力之间震荡剧烈，也注定将为年轻的人们（包括青年艺术家孟禄丁）带来新的思考、新的转变，以及新的自反与自觉。1989年，孟禄丁离开北京、后定居美国西雅图。

往回看去，我们似乎可辨，那个漫长的八十年代真的漫延至艺术家的一生。

（文/杨天歌，北丘当代美术馆顾问策展人，北京大学博士生，来源：绘画艺术坏蛋店II）

艺术家简介

孟禄丁，中国当代抽象艺术重要的代表性艺术家。1962年生于河北保定市，198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8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并留校任教。现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五画室，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