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油画公社】陈光龙《上海地区美术社团研究（1931-1945）》丨谭根雄评述：燧石烈焰那个时代的海上绘画

《上海地区美术社团研究（1931——1945）》

著者：陈光龙

出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开本：787X10941/16

版次：2024年1月

ISBN：978-7-5586-2870-2

陈光龙笔下的宏大叙事，不乏精致，尽管岁月匆匆，许多“社团”美术已然成为后人敬畏的历史符号与集体记忆，但是这本载录民国早期艺术界各种趣闻轶事的著述，近来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反思与广泛探讨，其中涉及到如何正确看待“抗战”美术等系列敏感问题。尤其在学理层面上，西式绘画能否用于解决中国面临的艺术转型？成为了眼下的重大课题；以及深度挖掘各种理论资源，并为“推陈出新”的艺术自由发展提供各种可能性的制度保障，从而消除一切解读方面的理论歧义和实践上的困惑。著书者希望通过那时“孤岛”上海的绘画成就，全面客观反映1931年至1945年中华民族所经历的“抗日救亡”运动：创伤与苦难、罪恶与救赎、人祸与狂欢、乱世与杀戮、断裂与接续等社会反思与历史批判。不容置疑，二十世纪上半叶，世事不遂人愿，时局动荡、战火纷飞之中奇葩朵朵，各种艺术帮派、美术社团等苟营生存之道的幡号不胜枚举，这就是名扬天下的“海派”绘画。从社会学角度而言，研究和分析这一特殊时期的美术社团，其历史成因的关键，不能简单归咎于国人钦羡外来的一切生活方式，包括满足那些对西方文化崇拜的猎奇心理。问题是，探究近现代中国美术社团的历史渊源，将涉及1843年上海开埠国际经贸和文化活动日趋频繁，洋画为什么会得到不少国人的由衷青睐？一言以蔽之，西方资本长驱直入贫瘠苦难的旧中国后，不可避免地，帝国列强的文化形态将直面一个长久束缚、腐朽和没落的封闭社会，同时迎来“一个新颖的文化形态”和“社会自由裁量权”的转型时代。在此基础上产生各类上海美术社团蕴涵的现代人文启蒙，不啻是异域的造型技术与表现形式，新颖的艺术观念业已成为整个中国亟须承揽自身发展的艰巨任务，且佐证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共振耦合的前行态势，并促成文化艺术进一步地改弦更张。

决澜社社员合影

研究民国美术史，需要对原有的艺术词汇追根溯源，才能完整勾勒特定的人文生态，准确定性1931年至1945年的上海美术价值所在：历史性作用与巨大的文化贡献。换言之，在外来殖民主义的艺术话语体系内，植入东方文化意识形态，它能否展现宏大的历史叙事？即便类似司徒乔《放下你的鞭子》、徐悲鸿《田横五百士》等攸关历史、现实的主题性作品被转译成特定的社会词语后，其不过是一种蹩脚的山寨版而已。但是，陈光龙始终认为史记中的每一位丹青高手，能够大肆利用洋人的绘画经验，这无疑为近现代中国美术发展带来新的知识途径。这正如上苍既然赐予所有生灵的不同使命：对马而言，驰骋草原，是马的唯一选择；而艺术给予画家紧握手中的至高权利，则是自由挥洒笔意，纵横亮丽光彩的世界，感觉一切梦寐以求的线条、色块等西方美术的言语方式，在其客观上导致以往正统绘画论日渐式微，包括以讹传讹的单一性世袭法则业已成为艺术进步的不堪，即先贤哀叹“礼崩乐坏”的悲催。在《事物的秩序：人文学科考古学》一书中，法国哲人福柯就认为人类“知识”指涉一段特定时期交集于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认知，或称之“认识型”的行为。而陈光龙赞同这种“知识”型的史学“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龚书铎语）”的观点。他简单明了地指出晚清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洋务魁首力竭所能接续“戊戌变法”思想启蒙和文化再生等理性批判，试图改造愚昧落后的文化形态。显然，作者从历史学和社会学层面进行一系列分析后，审视旧上海美术历练的详细过程：洋画运动、抗战时期的中国美术，以及上海地区美术社团的革命化和大众化与社会情境和文化语境等著述的重点，即是关于陈光龙从第三者视角观察1931年至1945年上海美术生态与诸多社团关系。他在阐述中充分利用遗存的大量图片资料和泛黄古籍文献，为读者详实拆解当时的美术业态基本结构。然而，这种论述又不同于已故的上海美协秘书长徐昌酩先生主编《上海美术志》、理论学者张少侠和李小山撰写的《中国现代绘画史》、许志浩先生写的《中国美术社团漫录》《中国美术期刊过眼录》和华东师大美院胡光华教授等人著述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

或者说，这种另辟蹊径的书写方式有别于传统艺术史的线性呈现方式。因为借助资料文献而进行系统梳理编辑成册的史学研究，能否准确反映“抗战”时期的各种美术乱象，且视为某种合理性存在的文化建构任务，并从客观主义的幻觉与唯科学论中解放出来？无疑，传统文化陋习操纵下的任何理论训诫方式，其必定导致艺术想象力的贫乏枯竭。所以，陈光龙眼中的美术被视为无声的载体和可读性的视觉形态，其最终形成能指与所指对应的知识空间，是那段特殊时期的美术史记忆。否则，它将不免塌陷于简单、平庸、苍白的术语及概念化历史述说。

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会员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