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5日上午9:30,由清欢文艺空间主办,京行艺术馆支持的当代书法批评公益讲座在济南市北京银行大厦3楼会议室举行。邀请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河北美术学院书法学院教授姜寿田先生作“书法批评个案与理论预设”主题讲座。
讲座开始,由济南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王书峰老师对在场的嘉宾进行介绍。出席本次讲座的有山东艺术学院书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吕金光先生,济南市政协原副主席毕筱奇,山东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张传旭,山东财经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助理、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高远,山东艺术学院书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王谦,山东艺术学院书法学院副教授王明,安堂文房董事长刘信,力诺集团副总裁茹立显,菏泽学院书法系副主任杨刚亮,齐鲁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教师钱超,山东大学博士李铮以及来自山东艺术学院书法学院、济南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的本科生、研究生和社会各界书法爱好者。
本次讲座主题为“书法批评个案与理论预设”,吕金光教授主持本次讲座,他对姜寿田先生的到来表示感谢,接着阐述了当代书法理论批评研究的现状。他谈道,当代的书法研究基本上都是侧重于文献学与考据学的研究,这是好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给当代书法研究带来了偏向的局面,使当代书法研究丧失了多元化,因为我们研究书法的最终目的是指导创作实践,文献学与考据学的研究是间接影响创作实践的,甚至对创作毫无帮助,因此对书法学建设与书法研究这两方面来讲,我们应当提倡全面发展。由于学科建设越来越细化、分化,以及当代社会功利思想的泛滥,导致当代书坛缺少书法理论研究与书法批评,已经走向了困境与混乱,尤其是书法批评面临着许多挑战。正是因为当代书坛书法理论批评的失语,今天请来了姜寿田先生来为我们作这个讲座,让我们正视书法批评,重视书法理论批评的研究。
姜寿田先生从学科的角度阐述了艺术批评的重要地位,在文艺学学科构架中,文艺理论、艺术史、文艺批评构成完整的学科体系,缺一不可。而艺术学的核心是审美与风格,也即是说,文艺学科体系下的艺术理论、艺术史及艺术批评,都要围绕风格与审美进行。艺术理论要从艺术本体、艺术存在与艺术创作主体不同方面,揭橥艺术审美的生成实现与创造过程。而艺术史则要揭示艺术本体的审美嬗变与自洽,流派审美思潮与社会文化观念的交互影响与历史形态;至于艺术批评则主要在于,立足现实立场,对艺术存在状态和价值倾向进行创作审美/文化评判。这种批评立场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或者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美学与历史的统一。由此,当代书法理论批评与书法史学、文献考据,自然存在价值观念的不同。当下书法史研究包括史料文献考据最大的问题是,以一般历史研究方法来代替书法艺术史研究。这便从学科定位上,偏离了艺术史的研究方向。从学科立场而言,当代书法批评,较诸文学理论批评,是后发性学科,在历史实绩上与之相较无疑有着较大的差距。可以说文学理论与批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即伴随着新文学的创作实绩和成熟,已达到相对历史高度。
当代书法理论批评,作为后发学术形态,它的整体兴起和繁荣,是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因而它的起点较高,并且因处于开放多元的文化境遇,所以很少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它立足本土传统文化,并充分接受融汇外来现代思潮,在书法美学、书法学科建构和理论批评话语方面都获得了现代与传统的双向高度。因而当代书学已成为一门显学,也是获得充分发展的现代人文学科。当然,由于书学本身的小众性和精英性乃至来自古典体系的制约,它的社会大众影响和传播力皆无法比肩于文学、美术等学科。
接着,姜寿田先生从书法批评的历史发展来论证当代书法的正当性与独立性,从最早的赵壹《非草书》,到唐太宗李世民《王羲之书法传论》,到阮元、包世臣的碑派书法理论,再到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来看,理论批评家不是为书家个体服务的。理论与批评始终面对的是书法的历史与现实。只有那些进入历史视野的书家才是真正值得理论家与批评家予以批评关注的。事实上,理论批评家对书家的关注,只有一个理由,即书家的创作具有历史现实价值,而这种书家是从来都不多的。所以书史上,批评家并不会过多关注书家个体,书法批评史上针对个体的书家文本也很少。这表明书史上的书家与批评家都是非常自重的,而那些针对书家个案的批评本文,甫一出即成为不可多得的名作。如上所述的著作皆在书法批评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书法批评要建立在历史现实真实的基础之上,离开了真实,书法批评将失去意义。对书法史建构而言,批评是依据书法历史现实价值判断,发现一流作品——伟大风格。书法史正是建立在伟大风格系列基础之上的。由此书法批评便成为书史上的依言正名者。相较之下,当代书法批评的泛滥已变得令人无法容忍,失去尊严。到处都是名家名作,书法批评变得轻佻不自重。这无疑是对书法史的最大伤害。由此,书法批评也变得无足轻重,不重要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学术分化与理论批评的边缘化,批评家不断被边缘化并日趋失语。以致当下书法批评已成为一个无问题意识的虚拟存在。书法批评缺少理论支撑和历史现实关怀。充斥媒体网络的所谓批评不是非愚即诬、言不及义的无病呻吟,就是非理性的网络暴力。真正的书法批评百不一见。理论批评是基于历史现实关怀的学术话语,它不是简单地说好与说坏,而是须具有宏观的文化视野及思辨力。将当下书法创作置于历史现实视野中予以价值评估,才能够得出合理的批评结论。真正的书法批评一定是具有前见的历史批评,同时,也一定是具有当下审美定见的现实批评。因此,真正优秀的书法批评即历史与现实融合并体现出人文主义关怀,同时书法批评的创造性职能,即是以“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历史通鉴,将现实创作与历史传统融会打通,使传统得以走向创造性转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书法批评是具有历史超越性的。以此作为价值判断,则当代书法批评的现状无疑是令人失望的。
最后,姜寿田先生以对康有为的书法批评个案为例,为我们讲述在个案批评当中应当注意的问题与对批评家的批评进行批评应当注意的问题。在清代碑学发展史上,康有为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中兴人物,他的碑学理论以宏观的历史视角、卓越的思想观念强化了碑学理论的历史合目的性,同时,也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开启了近现代书法的发展源流。康有为以政治家和文人学者的双重身份在晚清特殊的社会历史情景中出现,则为碑学的最终确立、建构提供了最佳历史契机。与阮元、包世臣不同的是,康有为不是以一介学者的立场对书法艺术进行本体论意义的追寻,而是以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寓变革的营学于书法理论中。他认为书虽一艺,但“可著圣道,可发王制,可洞人理,可穷物变”。因而,其“托古改制”的变法思想构成了他的碑学思想最具魅力的部分。政治思想的强烈羼入,非但没有弱化康有为书论的学术力量,恰恰相反,斗士的激情和思想家的锋芒为康有为书论提供了理性的思想本源。康有为的碑学理论既有宏观的理论视野,也有对清代书法自身发展规律性的深刻体察。而这无不源于康有为进化史观这一思想本源。如果失去这个哲学基础,康有为的碑学理论仍将滞留于阮元、包世臣的水平,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也将无法实现。由此,可以说进化史观的确立是康有为碑学建构获得成功的思想基础。
讲座的尾声,姜寿田先生说,由于当代书法理论与批评整体上的困窘乃至混乱,批评家阵营的消解、逃遁与边缘化,理论对意义追问的放弃,造成当代书法创作成为一种惯性下的创作。而缺乏思想与历史观念支配,或者说这种惯性创作背后的观念支撑非常薄弱,缺乏现代主体性。无庸置疑,要改变这种理论批评的现状是较为困难的。书法理论批评的创造力及影响力是与创作高度成正比,互为因果的。在古代,如张旭、怀素的草书创作可以影响到唐朝整个上层社会包括文学诗歌领域;欧阳修、蔡襄、苏东坡、黄山谷、米芾、赵孟頫、徐渭、文徵明、董其昌、黄道周、王铎、傅山、康有为等的书法创作,也同样构成时代精神的标杆与核心,并由此将同时代的理论批评观念提升到历史的高度。它证明没有伟大风格的创作,便不会产生第一流的理论批评。书法是可以达到人文审美高峰的艺术形式,它丝毫不逊色于文学、音乐、美术,只是在当代,它在一种泛大众化的语境中,降低了创作上的文化审美标准和历史标准。他呼吁当代青年学者要敢于通过文艺批评来发声,为当代书法艺术的健康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吕金光教授对姜寿田先生的讲座表示深度认同,并作了总结性发言:“姜老师曾经讲过书法理论批评要牵手思想史,我非常认同这一点,无论是书法史,还是书法理论,一定要与思想史牵手来构建我们自己的书法批评价值体系。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产物,它是由中国本土哲学、美学与本土文化共同构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价值体系。所以书法批评既要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审美的价值体系之中,又要联系中国思想史。与思想史有深刻联系,这样的书法研究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来源:当代书学讲堂)
书法家简介
姜寿田,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书法导报》副总编,河北美术学院教授,河南省书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曾获第三届青年理论家书谱奖、全国隶书学术研讨会二等奖、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提名奖、第三届中国兰亭奖理论奖三等奖。曾出任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评委、第八届全国书学研讨会评委、第二届全国草书论坛评委。
出版专著:《中国书法理论史》《中国书法史绎·本体卷》《当代国画流派地域风格史》《现代书法家批评》《现代画家批评》《学术与思想·书学论稿》,主编《中国书法批评史》《中国书法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