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谱寻声，破解“哑文本”学术困境——刘晓静、李鸿熙《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评析

以上对于明清俗曲宫调的系统性译释，客观上反映出元、明、清历代对宫调的辨解与应用存在明显的历时性分层，它们催生了诸多相互乖忤的宫调体系，更因不同乐种之间（声乐、器乐）、不同曲调规模之间（小唱、套曲）之间的差异，加剧了乐学层面的理论辨析难度，使得古谱符号的转译变得颇为复杂。《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在俗曲音乐宫调译谱上已做出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解释，但在此基础上，著者可进一步深化研究，解决宫调译释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完善板眼符号的精准解析和乐曲处理中所存在的差异性，进一步深入对宫调体系历时性嬗变的系统性考察。

二、互文互鉴：跨文化融合研究路径创新

在全球文明互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当代学术语境中，我国传统艺术研究正经历着从文献考据到文化阐释的范式转型。然而，此前学界关于明清俗曲的跨文化研究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表现为俗曲往往被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历史背景或地域维度，已有研究多集中于俗曲的文献整理、曲谱分析和音乐结构探讨，学者们尚未充分发掘其在不同历史阶段和文化语境下的相互联系与演变，即对于俗曲在跨文化语境下的流变与融合的深度剖析略显不足。尤其是在探讨明清俗曲与日本“清乐”之间的关系时，虽然已有研究者对部分曲目和曲谱进行了整理，但跨文化的细致比较分析仍显匮乏。此外，对于明清俗曲如何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吸收外来元素，并通过本土化的转变与再创造形成独特的音乐风格，学界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

而《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突破了这一局限，其首先自觉地利用了跨时空视角解构所辑录的乐谱资料，并力图还原某一文化现象的全貌。著者通过对明清俗曲文献的来源、类型及其结构特征的深入探讨，解析了从元代至清末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俗曲现象，如明代俗曲文献形式简单，所载多为时尚的情歌小曲，清代则因政治的变化，催生出以蒲松龄《聊斋俚曲》为代表的，抨击封建统治、歌颂斗争反抗的俗曲作品，其形式也趋于复杂，派生出套曲、叙事歌曲等形式，并强势进入曲艺、戏曲、器乐等艺术领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发展。由此，著者便将俗曲这样一种深邃的具体艺术形式以简明而具象的形态展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能够在历时性的层面理解这些音乐资料的历史与文化意义。

其次，该著作在跨文化视角下，通过对明清俗曲在异文化中的可考形态，充分展示了音乐的流动性与变革性，为当代中国传统音乐的复兴与创造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方法。著者不仅关注国内文献，还特别重视日本等海外地区对中国俗曲的传承与发展。例如书中指出，《花月琴谱》《清风柱础》等古谱通过流传至日本形成了具有日本地方特色的“清乐”传统。⑨古代日本积极摄取中国文化，在文学、艺术、思想、宗教等诸多方面积极学习与融入。结合文化适应理论⑩来看，俗曲在清代传入日本，不仅对日本语言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在适应日本社会的流传中，使之具有了中日两国音乐文化的特色，从而也成为了日本民族音乐文化的一部分⑪，这是典型的文化适应中的“融合”过程。在音乐形态方面，日本清乐在保留中国俗曲结构原则的同时，将起承转合逻辑转化为符合日本审美习惯的三段式布局。这种音乐结构的转换，通过“他者”视角突显了主文本中被历史尘埃遮蔽的形式特征，如中国谱本中简略记录的“放慢加花”技法，便在日本清乐严密的工尺谱注释系统中得到了详细呈现，这为重构明清俗曲的表演实践范式提供了关键证据。

随着时间推移，俗曲在日本逐渐盛行，表现为大量清乐传习与演出社团的设立，清乐亦成为文人雅士与社会中上阶层展示文化品位的艺术品种⑫，这与俗曲在明清中国主要在民间流传的特征有所区别，呈现出一定程度上与中国文化的“分离”。著者深入分析了这一过程中乐器、曲牌、调式等方面的差异如何在文化交互中被巧妙地融合与再创造，通过在译谱过程中对曲谱的解读与比较，揭示了俗曲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演变与差异，突出了其文化流变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展示了跨时空视域的独特价值，使读者从不同的时间节点和空间范围中，理解和感知俗曲的音乐审美与文化背景，从而拓宽其对传统音乐的认知边界，也为学界打开了一扇探讨跨文化音乐互文互鉴现象的全新视窗。在全球化持续深入的今天，文化的跨界交流日益频繁，音乐作为一种无国界的语言，已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在这种背景下，研究传统音乐的跨文化传播，不仅有助于丰富学者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还能够促进世界音乐文化的多元互动。在推动学界对明清时期俗曲独特魅力深入了解的同时，还能为当代音乐的创作与演绎提供跨文化的视角与启示，从而推动全球文化的和谐共融。

《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以多视角跨文化方法为轴心，突破了传统音乐史学研究的单向度阐释框架，在东亚文化圈层互动视域中构建起动态的俗曲流播研究模型，是顺应新时代学术研究趋势而做出的开拓性贡献。著者通过系统梳理元明至清末的俗曲文献，在纵向历史维度中揭示音乐文本的层积性演变规律，同时横向拓展至日本“清乐”的跨文化传播轨迹，实证性解析了明清俗曲在异质文化场域中的创造性转化机制。这种双重维度的研究路径有效破解了既往研究者将俗曲固着于特定时空的认知局限，尤其针对中日古谱互文性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比较维度缺失问题，勾勒出了音乐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接受—解构—重构”的动态过程。

三、古谱新篇：数字技术活化传播模式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离不开先进科技的加持。数字技术的应用使明清俗曲古谱旧貌换新颜。著者基于图像识别技术构建的古谱识别算法系统，通过高精度扫描与智能解析，实现了谱字信息的高效提取与数字化转换，有效解决了传统音乐文献整理中手工识别与转写的效率与可靠性的协同困境，避免了传统手工抄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误差。谱字自动生成算法的应用，依据音符形态与节奏标记的智能解析，实现了传统乐谱的高度还原，进一步提升了古谱译释的准确性与规范性。

通过对古谱谱字的自动分析与生成，著者更加高效地完成了古谱的译释工作，并将其转化为现代通用的五线谱形式。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现代科技在传统音乐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也为古谱文献的现代化传播奠定了基础。尤为重要的是，著者创造性地对“音频技术”和“数字化谱库”的前瞻性思考，采用“译谱＋数字音频链接”的立体呈现模式，提供了一个既能保留传统文化精髓，又能实现现代传播和再创造的范本。通过二维码技术实现乐谱与音频的即时互联，成功破解了古谱“哑文本”的学术困境。这种将视觉符号与听觉体验相结合的方式，不仅增强了读者对明清俗曲的直观感受，也为传统音乐的现代化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数字音频技术的应用，使得古老的音乐文献不再是静态的文字与符号，而是转化为动态的、可感知的音乐作品。这种转化拉近了传统音乐与现代听众的距离，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国际化传播提供了新的契机。在数字音频、图文处理技术更新迭代的今天，数字技术不仅突破了时空界限，在创作演绎及保护传播等各个环节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得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跃升至全新维度。其中，图像识别技术、音频分析技术与谱字自动生成技术的持续突破，为音乐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革新路径与成果转化的技术支撑。现代技术在该著作研撰过程中的精准使用，也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者在资料的掌握与理解等方面提供了现代范式支持，开创了音乐数字文献整理与传播的新途径。

该著作的学术价值已超越单纯的文献整理范畴，其构建的数字化研究范式具有显著的学科辐射效应。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开创的“可听化”传播模式，通过全球音乐数字化平台的传播，不仅实现了明清俗曲的跨文化传播，更通过受众认知度与参与度的同步提升，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播的国际化进程。这种技术赋能下的学术创新，既延续了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考据传统，又彰显了数字人文时代跨学科融合的学术新探，为传统音乐研究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中国方案。

结语

《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是一部融汇丰富文化内涵与深厚学术积淀的明清俗曲乐谱资料总集，既具有集大成的文献价值，又做出了引领性的开拓贡献。一方面，该著作系统梳理了明清时期俗曲艺术的发展脉络，为中国传统音乐专题研究增添了宝贵史料，为古代乐谱的保护传承做出了突出贡献。另一方面，作为中国曲牌研究方法创新与发展的杰出案例，该著作为中国传统音乐自主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同时，作为数字媒体时代语境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优秀成果，该著作又为学术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了有益启示。在对刘晓静教授表示敬意的同时，期待其在此领域持续深耕，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再攀新的学术高峰。

注释：

①刘晓静：《三百年遗响——蒲松龄俚曲音乐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②刘晓静：《明清俗曲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博士后流动站报告，2006年。

③刘晓静：《明清时期中国俗曲的发展与传播》，《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第120—124页。

④刘晓静、李鸿熙：《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第二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4年，第30页。

⑤刘晓静、李鸿熙：《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第三卷），第196页。

⑥刘晓静、李鸿熙：《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第一卷），第16页。

⑦刘晓静、李鸿熙：《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第一卷），第16页。

⑧刘晓静、李鸿熙：《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第三卷），第3页。

⑨刘晓静、李鸿熙：《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第一卷），第6—7页。

⑩文化适应理论（acculturation）由跨文化心理学家，加拿大女王大学（Queen,sUniversity）心理学系终身荣誉教授约翰·Ｗ·贝瑞（JohnW.Berry）于２０世纪70年代提出，是跨文化心理学领域的核心理论之一，该理论在由其作为主编之一的《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与运用》（Cross-Cultural Psychology;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1992）一书中有系统的论述。该理论是指不同文化的个体、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方式发生变化的现象。贝瑞根据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对自己原来所在群体和现在与之相处的新群体的态度（orienta-tion）来对文化适应策略进行区分，他提出的两个维度分别是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以及和其他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当不同文化群体相互接触时，会发生文化特征的双向传播与变化，这一过程包括文化适应的主体（接受新文化影响的群体）和客体（施加影响的新文化）。根据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在这两个维度上的不同表现，文化适应可分为同化（完全接受新文化，放弃原有文化）、融合（两种文化相互融合形成新文化）、分离（保持原有文化，拒绝新文化）和边缘化（既不认同原有文化，也不被新文化接受）四种模式。

⑪刘晓静、李鸿熙：《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第一卷），第7页。

⑫刘晓静、李鸿熙：《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第一卷），第7页。

（文/傅利民，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江西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音乐学院教授。来源：文化艺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著者简介

刘晓静，文学博士（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学方向）、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明清史方向），艺术学博士后（中央音乐学院中国传统音乐方向）。山东艺术学院原副院长，《齐鲁艺苑》（山东艺术学院学报）主编，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山东省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山东省音乐家协会音乐理论与创作理论专委会会长；国际音乐理事会民族音乐学会理事；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评审专家，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评审专家，第十二届、第十三届、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刘晓静长期从事民族民间音乐的挖掘、整理与研究，是我国一直活跃在“俗曲”研究领域和前沿的知名专家，取得界内公认的丰硕成果。先后主持承担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及一般项目、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委托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山东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等20余项，发表论文近百篇，获奖励近30项。

代表性学术成果：《三百年遗响——蒲松龄俚曲音乐研究》（上海三联书店）、《明清俗曲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博士后流动站）、《明清时期中国俗曲的发展与传播》（《山东社会科学》《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等。

李鸿熙，山东艺术学院《齐鲁艺苑》编辑部责任编辑，山东省音乐家协会音乐理论与创作理论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研究方向：中国传统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