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 | 尚辉：“其命惟新” 是与时代铆焊的创新，更是沪粤共筑的现代性

从宏观上来看，他们都和世界文化结合在一起，走在世界文化艺术的前列是他们的夙愿，而同时又和我们生存的土地、呼吸的时代铆焊在一起体现出我们这个社会特有的精神风貌。这些作品都在不同角度展现了不同时期的人民形象，从而汇集成新中国人民形象与精神风貌的图谱，我觉得这才是“其命惟新”的内涵。

艺术背后是社会变革的暗线

羊城晚报：上海这个国际都市，给予了当时的广东艺术家怎样的舞台？

尚辉：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岭南艺术家与海派艺术家有大量互动互鉴。这次大展不仅挖掘出洋画运动以来广东美术的深厚传统，更通过岭南美术与上海的密切交往，展现了中国文化的交融之美。

无论是岭南画派还是海上画派，都在清代“碑学中兴”的背景下，形成“以碑入书、以书入画”的书画变革方向。海上花鸟画与岭南山水画、花鸟画，也都形成了相近似的雄强、厚重、苍茫的语言风貌，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画的现代性探索。

受辛亥革命影响，“二高一陈”的新国画，以及海派画家钱慧安、“海上三任”任熊、任薰、任颐等人的作品，都开启对劳苦民众生存现实的表现，是现代中国画在创作理念上走向现实主义的先驱探索。

上海与广州均很早成立现代美术社团，粤籍美术家是海上画坛多元格局中的重要组成。

林风眠从上海赴法开启艺术求学之路，并在上海创作了其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批作品；关良留学回国后，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执教；赵兽于1935年在上海举办展览；与鲁迅直接交往的木刻青年中，粤籍青年占三分之二……这些案例生动展现了两地在美术领域的紧密联结。

刘海粟、林风眠、倪贻德、陈抱一和关良等人在现代绘画领域的实践，也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代艺术复兴提供了重要经验。刘海粟、林风眠都是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的高峰，林风眠对中西艺术融合的深入实践，成为中国现代美术最鲜明的符号。林风眠的成就，正是上海与广东共同推进中国现代美术的有力证明。

在海派的创建者、实践者中，很多都是广东艺术家。他们出生在广东，来到上海，汲取海派文化的思想养分，使他们不断攀登艺术高峰。广东人在上海，不仅仅与这座现代城市发生关系，更重要的是和长三角的江南文化传统有机地接续在一起，所以他们在上海的艺术，可能和广东珠三角的传统并不完全相同。我相信这正是我们看这个展览的意义之一。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待本次展览带来的粤沪文化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