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世国 | 在被动际遇与主动选择间走出自己的路径

库：当时新潮美术普遍存在强烈的“反传统”倾向和向西方学习的热情，您如何看待这股潮流？在这种“反传统”的浪潮中，您对于自身与本土艺术传统的关系有哪些思考？

蒋：当时我尚在学习阶段，虽未直接参与“85新潮”，却深受其影响。直到今天，我的艺术创作仍带有那个时期的深刻烙印：我并没有在传统中深耕，而是在当代意识启蒙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艺术路径，这种当代意识的建构离不开当时的影响。尽管后来我们意识到，当时许多作品确实存在对西方艺术的模仿甚至照搬——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谁能第一个走出去，把原样搬进来，我们在国内就会耳目一新，带来震撼和触动——但这种移植仍具有其历史意义，至少让没有机会出国的我们见到了西方的某种样式，得以窥见艺术的其他可能。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我多次赴海外考察，在接触大量西方当代艺术实践后深刻意识到，艺术的形式语言与话语体系始终根植于特定的文化土壤与历史语境，与本土艺术传统的根脉不可割裂。这种对传统价值的再认知并非个体偶然，也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界整体反思浪潮的缩影。

与意大利艺术家交换作品2001

在意大利米兰个展上2012

库：那个时期流行的“文化批判”和“大灵魂”叙事，对您早期的创作观念是否产生了影响？您是否也曾尝试过更“前卫”或“观念性”的表达？

蒋：确实在我早期的创作如“出山”“野风”等系列中埋下了对人性与存在议题关注的种子。然而，就观念表达而言，我始终属于一种迟钝、滞后型的实践者——尽管持续关注各类思潮，包括如今的前沿技术如AI艺术，但在真正选择语言与路径时，我却十分固执，坚持必须在充分理解、认同并内化之后，才会付诸创作。

批评家们曾建议我更激进地转向观念与材料实验，以呼应前卫的潮流。他们自有道理，但我无法顺从。我的艺术必须根植于自身的认知基础和文化立场。我始终未曾离开中国画的传统语境，即便从事现当代艺术的创作，直到今天我也没离开传统。我并没去刻意维护传统，但是我把自身定位一个中国水墨画家，我所做的是对传统元素的批判性研究与为我所用，旨在实现中国画在当代语境中的主体性拓展。

所以，在“文化批判”和“大灵魂”叙述盛行之时，我虽未直接受其牵引，但仍间接地受到时代氛围的渗透。例如在“出山”系列之前，我的创作如“飘幻”“野风”更多聚焦于个人内在的自由与情趣，与社会发展、周围环境关系不大。但随着认知的演变，我逐渐意识到艺术无法自外于社会，不能仅停留于自我情绪的表达。“出山”因而成为一则隐喻，象征着我走出个人封闭的心理状态，试图打破艺术与社会之间的隔阂。这一时期，我也尝试了实验水墨等更具当代性的语言方式，例如使用网拓等非传统媒介手段，探索绘画与观念之间的新可能。尽管我始终保持审慎的创作态度，但在频繁接触理论文本与视觉资料的过程中，不可能完全隔绝时代思潮的间接影响。

雁语45×45cm纸本水墨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