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90年代是中国社会快速转型、商业化初显的时期,中国当代艺术面临如何确立自身“当代性”和“国际身份”的焦虑。当时的社会氛围对您的创作主题和这种相对内省、象征性的表达方式有怎样的影响?
蒋:90年代在央美学习的一年里,我反而陷入了创作困境:接触大量西方当代艺术思潮、阅读相关理论后,与前沿艺术的差距让我失去信心、找不到定位,甚至无从下笔;但回到相对闭塞的石家庄后,这种“灯下黑”的环境(即便离北京很近,却常被忽略,连不少北京朋友都未曾踏足)成了优势——受外界思潮干扰少,我反而能静下来重新动笔。其实绘画有时越纠结越难下手,反而在“逼自己一把”的状态下画出的作品,事后回看往往超出预期。90年代我虽然受到外界的干扰,但好在自己反应偏迟钝,加上高校这一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倒有机会直面内心,思考清楚自己真正想画什么。我特别庆幸能在高校工作,学院提供了稳定的环境解决温饱、让我不必为生计发愁,能完全沉下心来研究创作,慢慢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绘画方向。

蝠音59×73cm纸本水墨2020
“出山”、“野风”是90年代到2000年代这个阶段我画的两批作品,2000年我携这批作品参加意大利帕多瓦艺术博览会,从中国去的艺术家中,水墨画家就我一个人,其他多是画写实或偏当代的油画家。我带的八幅当代水墨小作品中,七幅被意大利“蓝色怪兽”画廊收藏,后来这个画廊又跟我签约,签了三年;另一幅与一位意大利综合材料艺术家交换,他虽从事西方当代创作,却对这些具备国际语汇的当代水墨产生强烈共鸣。这段经历让我确信,中国当代水墨具备与国际对话的能力,增加了自信。
当代中国画、当代艺术的实践者们往往积极回望传统,而部分传统创作者却对当代探索持排斥态度。事实上,正是通过当代艺术的国际对话,才推动了中国艺术在全球语境中的传播与认知;纯粹固守传统而缺乏对话能力的艺术形态,难免趋于边缘。我自传统国画入手,却选择以当代语汇持续探索,正是因为坚信艺术必须与世界保持对话。

在意大利蓝色怪兽画廊经理家中2000在“美丽生活”中“制造理想”
库:从“野风”系列相对象征和山野的语境,到描绘都市中产生活的“美丽生活”系列,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是什么具体的观察、体验或思考触动了您开始这个系列?
蒋:我从2007年开始“美丽生活”系列的探索,至今已有18年。这一系列始于北京画院的首展,展览名为“制造理想”。按理说,理想不是制造的,但展出的这批作品都是虚拟场景,是我对理想生活的想象,比如男女与瓜果相伴、游山玩水等画面。早期“美丽生活”系列以人物为主,常绘一男一女与桃子、石榴,但我永远不是在表达人物本身:一男一女代表了一个世界,又表达了一种情爱,亲情、爱情、友情;桃子和石榴二者在民间文化中是长寿、多子多福的吉祥符号。这可能与我稳定的生活有关,生活安稳后,我更多回归对生活本身的思考,画更贴近生活的内容。

新美丽生活25×30cm水墨、丙烯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