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摄影家侯贺良 | 从胶卷拍摄到数智体验，50多年摄影生涯的极地回响

宣传科里那台德国产的禄来弗莱120双镜头反光照相机，本是用于刑侦的设备，科长却把它和一台国产上海58-1型135相机一并交到我手里，成为我叩响影像世界的钥匙。在那个胶卷比工资还贵的年代，每一次按下快门都带着沉甸甸的郑重。车间里光线昏暗，胶卷只有100度感光度，我只能用最慢的快门速度，架着三脚架记录工友们的生产瞬间。这段经历让我懂得，摄影不是拍好看的照片，而是记录真实的生活。那些挂在工厂大门橱窗里的照片，不仅让工友们在影像里看见自己，更登上了《济南日报》《大众日报》，甚至登上了北京的《工人日报》。大家喊我“咱们自己的摄影记者”，这份认可让我明白，好的影像是能和普通人产生情感共振的。这是我摄影生涯的第一个关键阶段，它给了我纪实的初心，让我一辈子都记得，镜头要对准生活、对准人民。

1981年，我调入山东画报社，从摄影记者一步步做到总编辑，这是第二个决定性的阶段。如果说机床厂的日子让我学会了记录，那么画报社的岁月则让我懂得了表达。记得1986年中秋期间，我跟着渔船下海捕虾，4天5夜，渔船遇到大浪，连年轻的渔民都把胆汁吐出来了。面对茫茫大海，我第一次感受大自然之下人的渺小。渔民天天捕对虾但从不舍得吃，中秋节满船都是对虾，渔民自己只吃干饼子、咸鲅鱼，却给我煮了几只对虾。我感动地吃不下，他们就晒干了一定让我带走。这情景我永远不忘。这样淳朴、勤劳的故乡人民，我当然应该俯下身来为他们做更多的记录。这些经历让我明白，优秀的影像不仅要还原真实，更要传递温度。

1999年，侯贺良航拍齐鲁大地

退休之后是我创作道路上的第三个重要转折点。卸下了行政职务的重担，我反而能更纯粹地回归摄影本身，把更多精力转向人文与自然的深度创作。我开始整理过去几十年积累的航拍照片，完成《飞越齐鲁30年》的组照，并凭借它第二次斩获中国摄影金像奖。这不仅是对我30年航拍生涯的总结，更让我确信，纪实摄影的内核不是题材的宏大，而是对土地与人民的深情。与此同时，我没有停下新的创作，继续拍摄反映山东社会进程的纪实作品，也推进着世界各国名人的拍摄项目。我还走进山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的课堂，把自己在社会实践里摸爬滚打出来的经验分享给年轻一代的摄影人。看着他们鲜活的思想与创新的尝试，我自己也在教学相长中获得了新的启发。

对我而言，退休是另一种创作的开始。我常说，作为摄影人我永远不退休。这份坚持，不仅是对摄影的热爱，更是对这片土地的责任。用影像讲好山东故事，用镜头传递人间真情，这是我一辈子都要做的事。

这三个阶段如同三级台阶，一步步塑造了我的创作观：机床厂的岁月给了我扎根生活的脚力；画报社的历练给了我专业表达的眼力；卸下职务后的回归则给了我沉淀初心的心力。50多年来，我始终记得刚拿起相机时的那份郑重，也始终相信，摄影不是技巧的炫耀，而是情感的沉淀，不是瞬间的惊艳，而是永恒的共鸣。

问：从名人肖像到航拍齐鲁，从社会纪实到极地摄影，跨越多领域创作，拍摄最多的题材是什么？贯穿其中的“精神脉络”是什么？

侯贺良：可以说我一生只围绕一件事：摄影。从17岁参加工作开始，摄影就成为我的工作与终生爱好。拍摄最多的核心主题，其实就两个：一是时代的印记，二是生命的本真。但始终循着一条不变的精神脉络：以影像为媒介，连接人与时代、人与自然，记录真实、传递温度。

早年在机床厂的拍摄，是我对时代印记的最初探索。记录工友们的生产瞬间与生活点滴，那些影像之所以能登上报纸、引发共鸣，正是因为捕捉到了那个年代产业工人的奋斗本色，这是时代里人的印记。后来开设名人近影专栏，拍摄数百位各界精英，我始终坚持把名人当普通人拍，不刻意营造光环，而是捕捉他们伏案工作、流露真情的瞬间。在我看来，名人亦是时代的缩影，他们的坚守与探索，同样是时代印记的重要组成部分。

侯贺良黄河入海口湿地航空摄影

再到持续30年的航拍齐鲁系列，我的视角从人拓展到土地。尽管半个多世纪里，我去过国内所有省、市和自治区，去过7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我最爱的和拍摄得最多的还是齐鲁大地，因为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从大型国有企业的宣传干部到画报社的摄影记者、总编辑，再到山东省摄影家协会的主席，我镜头里的齐鲁大地发生了太大太多的变化，说翻天覆地也不过分。从泰山的巍峨、黄河的奔腾，到城市的崛起、乡村的变迁，这些航拍影像记录的，是家乡地理空间的时代变迁，是更宏大维度的时代印记。后来的极地采访摄影，看似题材从人文转向自然，实则是对生命本真的深度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