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摄影家侯贺良 | 从胶卷拍摄到数智体验，50多年摄影生涯的极地回响

问：在南极这样极致纯粹的环境里，您对“好照片”的判断标准与之前拍摄的风光、人文有什么不同？

侯贺良：有很大的不同，核心的转变是从主动营造转向了被动守望，从追求视觉的震撼转向了传递生命的本真。以往拍摄时，我会带着明确的创作目标去主动规划。拍风光，会提前踩点、等待最佳光影，调整机位寻找最具冲击力的构图；拍人文，会深入场景观察，甚至适度引导拍摄对象，捕捉他们最能体现精神气质的瞬间。那时判断一张好照片标准是多元的，既要还原场景的真实质感又要兼顾艺术审美，还要能传递出背后的人文温度，是纪实性与艺术性的平衡。

但到了南极，所有的主动都要让位于尊重，判断好照片的核心标准只剩下是否守住自然的纯粹，是否尊重生命的本真。南极的生态太脆弱，生灵的生存节律也容不得丝毫打扰，《南极公约》更像是一道底线，时刻提醒我不能越界：不能靠近企鹅群，不能惊扰休憩的海豹，连脚下的冰面都要轻踩轻放。所以在南极拍照片，我更多是做一个守望者，带着相机静静等待，不刻意干预任何场景。

问：从胶卷相机到无人机、AI、数字影像等摄影技术迭代迅猛，您如何看待当下的摄影生态？摄影在当下社会中应当承担怎样的角色？

侯贺良：当下无人机、AI、数字影像这些新技术的快速迭代，确实重塑了摄影的生态格局。回望我自己的摄影历程，从最初的德国禄来弗莱双镜头反光照相机、国产海鸥相机，到后来的徕卡等专业相机，再到如今的数码相机、无人机，甚至偶尔用手机拍照，工具的变化翻天覆地。若用一句话概括这种变化带来的认知：传统摄影年代，创作更多依赖技术；数字时代，真正决定作品高度的，是创作者的思想。技术降低了门槛，却拔高了对思想内涵的要求。

2020年，侯贺良用无人机拍摄沂蒙山区，见证了摄影的迭代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