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军 | 以半生光阴，让山东年画雕版“活”起来

山东艺术学院长清校区的图书馆大楼呈圆形，从高处看，似一朵盛开的莲花。山东年画雕版博物馆就位于大楼的一层。

馆长吴军站在大楼前，眉头紧锁。

“得有水。”他突然说。

负责博物馆施工的师傅们面面相觑，这里离水源不近，预算里也没这笔。吴军解释，“南向属朱雀，是火。要用水来洇一下。”

于是，水来了。一方浅池环绕在博物馆的门前，水流顺着大楼蜿蜒，发出细微的潺潺声。透过博物馆里面的玻璃地板向下望，即便在冬日，也能看见一尾尾红色鲤鱼在池中游动。

吴军每天来到馆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来看看这股水。这是他给一千四百多块“老木头”准备的伴奏。

时间，仿佛在这里换了一种流速。

第一块雕版

1979年夏天，山东莱阳。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的舞台美术兵吴军穿着笔挺的军装，走在乡间土路上。部队来莱阳演出，16岁的他趁着白天没事出来“采风”。

一辆马车经过，赶车的老汉招呼：“解放军同志，捎你一段？”

吴军高兴地跳上车。他想喝水，但马车颠得厉害，水壶嘴儿在嘴边晃来晃去，就是对不准。马车拐进村子，老汉邀他进院坐坐。院子里有棵枣树，树下摆着小马扎。老汉进屋倒水，吴军坐在马扎上四处打量，目光落在墙角。

地上躺着一块木头——确切地说，是一块雕版，灰扑扑的，和杂物混在一起。但即使蒙着尘，那些凹凸的线条也藏不住。

他蹲下身，拿袖子擦了又擦，喜欢得不得了。老汉端着水出来，爽快地说：“喜欢就拿走！”

吴军有些不知所措。军队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吴军当兵第二年一个月的津贴是7块钱，大半要给家里，因为有部队配给基本用不着钱，他平时身上也不带钱。

情急之下，他抓起墙角的笤帚，开始打扫院子。从院门口扫到枣树下，从枣树下扫到墙根。尘土飞扬，老汉哈哈大笑：“解放军同志，这活都是家里媳妇干的！”

吴军不说话，继续扫。最后，他带着那块版离开了。

那块雕版具体是什么题材，吴军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回部队的路上，他把版抱在怀里，马车依然颠，水壶依然对不准嘴，但他不渴了。

一块木头，就这么在心里扎了根。

1988年从景德镇陶瓷学院毕业后，吴军被分配到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任教，直到退休。近四十年里，收集年画雕版成了他专业之外“自然而然”的爱好。一块两块，十块八块，不知不觉就多了。

他很快发现，自己痴迷的这些“老木头”，在历史长河中的命运起伏，远比个人喜好宏大得多。

木头的记忆，时代的刻痕

山东年画雕版博物馆光线幽暗，那些来自各地的木版沉默摆放着。吴军知道，每一块雕版都曾发出过声音——是刷子蘸取朱砂时的摩擦声，是宣纸覆盖又揭起时的沙沙声，是年关将至时，作坊里昼夜不息的赶工声。

这些黝黑的木头，曾代表着一个可以创造财富的行业。

据杨氏祖谱记载，明洪武二年，杨氏先人由四川梓潼迁来潍坊，带来佛经文图雕版手艺。受明初政治及鲁地儒家思想的影响，杨氏雕版从内容到技术发生重大演变，诞生了杨家埠木刻雕版年画。至清代乾隆年间，杨家埠村内已是“画店百家，画种上千，画版数万”，吸引画商竞相选购，年销量达七千万张。

比如，这套《秦琼敬德门神》版，两位门神勾着脸谱，手扬鞭锏相对而舞，造型夸张，威风凛凛。像这样一套雕刻精良的版，“有时意味着一个家庭作坊整年的生计。”吴军说。

年画始于“门神画”，多为木版画，是随着印刷术发展而兴起的一个新的印刷门类。文化学者冯骥才曾论述，雕版印刷作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品是出土于敦煌的唐代咸通年间《金刚经》，这表明至少一千二百年前中国人就用雕版来印制图书了，后来的年画就是从中诞生的。

到了明清，这门手艺进入鼎盛期，山东潍县杨家埠、天津杨柳青、江苏苏州桃花坞……一个个年画之乡在各地兴起，版画销往全国，甚至漂洋过海，出现在东南亚的华人聚居地，远至欧美也能觅其踪影。它题材广博、手法多样、色彩斑斓，承载着最密集的民间信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较具代表性的符号之一。

后来，年画渐渐被淡忘了。在一些人的记忆里，它甚至沦为“俗不可耐”的代名词。

吴军不同意这种看法，“中国的雕版年画对整个世界艺术史都产生过影响。”日本浮世绘就深受中国明代版画的滋养，两者呈现出相似的技术方法和艺术气质。而浮世绘又影响了欧洲的印象派。一条隐秘的艺术血脉，从中国民间的刻刀下，流向世界。

“年画用一种诗情画意的方式，承载了中华民众的文化记忆。”吴军说。

博物馆的藏品里有一件《双鱼图》。鱼在中国文化里有双重身份。一方面，“鱼”谐音“余”，代表着老百姓最朴素的愿望：年年有余，日子宽裕。另一方面，“鱼传尺素”的典故让它成为情感的载体，后来演变为贵族和官员随身佩戴的“鱼符”，以彰显地位。这幅雕版在前人基础上作了创新。两幅画里的鱼，一公一母，彼此呼应。一鱼眼为日，背景莲花，龙尾翻腾；一鱼眼为月，背景牡丹，凤尾摇曳。阳刚与阴柔，富贵与国色，全藏在这两条鱼的眉眼里。

双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