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元有言：我的绘画语言比较“方”，“有意思”很重要

采访者：您之前在中央工艺美院做壁画创作，后来又回到了中央美术学院开始任教，对您的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和体验?

袁元：工艺美院的教学思维和中央美术学院是截然不同的，工艺美院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设计意识，在各画种的教学中加入了大量工艺设计的内容。我在工艺美院学习期间学到的设计构成方面的知识对我后来的油画创作影响很大，学生时代形成的设计意识带入到油画创作中，使我对抽象美感更加敏感。壁画创作的思维也是有别于油画的，壁画更加讲究平面性、设计感、装饰感，这也使我更加注重绘画的构图、形式等。

我硕士毕业后有幸又回到了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到了美院壁画系。时任壁画系主任的孙景波教授让我去教授构成课，这样我就把在工艺美院画壁画时学到的构成知识运用到了教学中，当然仅仅靠硕士阶段学到的那些是不够的，所以在教学的过程中我又进一步的学习了壁画创作、构成等，可以说也是个教学相长的过程，这对我后来的大型主题绘画创作影响很大。壁画系任教几年后我调到造型学院基础部工作，一线教学任务更加繁重，经常带学生下乡写生。虽然我的身份从学生转换到了教师，但是对于画画可以说我是比较勤奋的。我每次带学生下乡去采风基本都比学生们画的还要多，对我来说下乡不仅是教学任务，更重要的是自己可以投入到写生创作，这是我很喜欢的事。写生实践结合壁画创作的抽象思维，对我在技法语言、材料运用方面的提高都大有裨益。那时候我还会定期拿着我写生回来的画去找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靳尚谊先生看，靳先生是我本科学习阶段的老师，他建议我要多画人物。他说，最重要的还是要把人物画好，因为人物才是最难的。靳先生的话给了我很大启发，于是我开始更多的进行油画人物的创作。我长期在教学一线，学生是我所能画的最鲜活的对象，我从这些年轻人身上，感受到了一代代的成长过程，他们每一届都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成为我的一个重要创作方面。

袁元作品《百合》

采访者：您认为艺术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未来还想有怎样的呈现？

袁元：我认为艺术是很个人的，没有办法界定出什么是最重要的部分，但是对我个人来说要“有意思”是很重要的。我自身的绘画语言特点是比较“方”，由于我一直在使用刮刀，画出来的感觉就会比较硬朗，使用刮刀对颜料的控制也不可能像使用画笔一样精确，每一刮刀都有随机性，所以后来我就完全使用刮刀去画肖像了。我想，如果一开始就知道画完是什么样子，其实是挺没劲的一件事，如果说从起笔就知道结果，那还有没有必要去画？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也一直在寻找绘画中的种种不可控因素。我后来做了—个叫“棱镜”的个展，展览中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用拓印的方式去完成的，这样就变的好玩起来，因为在油彩的绘制与拓印的过程中会有很多随机产生的效果，作品最终呈现的面貌也变得不可预测。这也正好回答了我原先反思的问题。我觉得从事艺术，趣味性是很重要的，如果只是当成一个工作，每天不辞辛苦做重复劳动，在我看来是没有意义的。艺术家把创作变得更好玩，更有趣味，这样也许可以在艺术道路上走的更加长远，至于未来的创作呈现我也还不确定，想好了的就没意思了，让它自然生成吧。

艺术家袁元

业内评价

袁元1990年从美院附中考入美院，那时候美院的油画专业强调传统的教育方式，讲求扎实的基本功训练。袁元一直属于造型能力比较强的学生，毕业之后又去到工艺美院继续研究生学习，之后回到美院教书、读博士，现在又是美院基础部的副主任。在艺术上可以说这么多年袁元从没有脱离对油画本体语言的追求。最近这几年，袁元在创作中开始一些拓印的尝试现在又在这种创作方式上持续深入，完成了自己最新的展览。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始终和油画有关系，在不脱离油画本体语言的情况下，做出了一些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探索与尝试。

1994年，袁元本科毕业以后，我之所以支持他去工艺美院读研究生，是因为我认为任何专业的学习，都需要尽可能多地涉猎其他专业。袁元在美院的专业是油画，研究生在工艺美院选择了壁画。工艺美院原先以设计为主，壁画是从中延伸出来的专业。在西方，壁画跟油画是一回事，但是中国壁画的历史传统同样悠久，用的是线和工笔的形式，袁元在工艺美院学习壁画，对他了解中国绘画传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对材料的处理也变得更为开放和敏感。

我一直认为水平是最重要的，我个人的艺术也是这么实践的。风格不重要，水平重要。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风格，它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后来袁元又考了我的博士，我让他继续写生，画人物，就是为了继续提高水平。袁元从2013年左右尝试做出一些改变，并开始以镜面不锈钢为媒介，采取拓印的方式创作《棱镜》这系列作品。要我评价的话，首先“人体”画得很好，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水平”的直接体现。不锈钢镜面上的人体画得好不好说到底考查的还是基本功是否扎实，人体画不好怎么拓印都没用，都只是效果的变化。这是今天很多当代艺术作品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最基本的东西需要从根本上去解决。

所以让我觉得非常珍贵的是，在袁元艺术的转变中，最基本的对于“水平”自我的要求从没有松懈过，他一直在和油画“较劲”。至于说主题，主题是由每个人的生活、经历所决定的每个人自身的经历决定了创作的主题。我的经历也决定着我的作品，这是不能管的，我只管最基本的问题-一水平怎么样。

（文/靳尚谊，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创作研究院名誉主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作为出身于具象油画专业的艺术家，袁元一直对油画有着执着的坚守，他富有优秀的油画造型禀赋，在人物、风景、静物等题材的作品上都表现出纯正的艺术品质，体现出深厚的文化涵养，但他并不满足于已有的娴熟和单向的发展，在对“再现性”课题的探寻和追求中，他不局限于对传统成规的继承和效法，而是以不断进取的创造性姿态，挑战固有的规范和边界，从而形成了内在的超越。在他看来，“再现”并不应仅仅指向外在，即对客体表象的单纯描摹，而是要对表象下隐含着的时代精神和内在特征进行探寻，并通过对本体语言和作品形态的创新延展，实现对本质的揭示。作为当代社会和文化场域中的一员，他从对客体形态的塑造转向对内在精神的发掘，并且带有某种内省的沉思。近年来，在他的作品中传递出来的，不仅是艺术家对于客体的认识和理解，更是自我潜在心理的叙事，他以油画为基点拓展的图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再现”范畴，是对于表征与内在、自我与客体多重关系的表达。如果说，通常意义上的具象绘画，就像平面镜对外部世界进行客观反射，袁元的作品就如同一架“棱镜”，在表现客观真实的同时，通过在语言和形态上吸纳多种造型观念和方式方法，在观念层面发掘对象的精神本质和自己的内在状态，使得作品成为包含了绘画、装置和行为过程的综合性创造，折射出层次丰富的信息与能量。

（文/范迪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

袁元坚守着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本分，他对语言的探索是没有边界的，题材笔触、色调、空间、肌理形态、民族性、时代性一样也不放过，整体而全方位地推演他对艺术的挚诚和钟爱。袁元已做得很纯粹，他的艺术已完全具备了一个成熟的艺术家的所有秉赋。今天看来，对语言的执著本身就是对一个艺术家意志的考验，但我相信对语言的执著不是一种冒险也不是一种赌博。袁元的画还使我看到了今天的中国人驾驭油画这种工具的从容与自在，它已经是一副完全的中国面孔，全然摆脱了一百余年来邯郸学步似的矫饰与尴尬，已没有半点舶来品的痕迹。

（文/杜大恺，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画院公共艺术院院长，清华大学张仃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书法研究所所长。）

现代艺术是“艺术是艺术显现”（代替了古典艺术“艺术是艺术的隐藏”），应该包括形式与技术从写实的对象上显现出来。形式意味着对形象的脱离，技术则是在保持形象的真实的基础上，从形象独立出来。袁元的绘画也是如此，他一方面追求真实的再现，似乎与传统没什么区别，另一方面又是以自己的方式来真实再现。纯粹的技术与纯粹的形式一样，都是从学院写实分离出来的，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为了追求艺术的自主而脱离逼真的再现。袁元是典型的学院之子，袁元对技术的理解是在技术的纯粹上达到另类的再现。他没有意识到的是这种技术的追求所实现的再现并不是原来学院的规则，而是主观化的认识和理解，他所制作的图像已不是原来的真实，而是自我潜在地显现。也就是说，他不再以真实性为目标，而是展示自我的真实。

（文/易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想谈两点，一个是师承关系，再一个兴趣对绘画的影响。一、师承关系，袁元在附中时刘小东老师是他的班主任，到大学又师从靳尚谊老师、孙为民老师、杨飞云老师。因此袁元在造型语言上，在人体这方面他画得很准，这个是当代艺术里面很多画家很难做到的，这种准确的程度是跟他的学习经历，包括他对艺术严格的自律和要求有关。袁元是非常一板一眼的人，所以他在人体的造型上准确程度，包括透视、脚指头、脚透视的角度都对自己要求很高这种要求初接触没感觉，但是跟他接触时间长了，觉得他这方面的要求很严谨。二、兴趣对绘画的影响。我跟袁元都是从艺术家庭，到附中再到大学，然后到留校。袁元平时对交响乐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他对军事、武器、机械也有特别大的兴趣。所以从他的艺术历程里面可以看出，他的作品画军舰，一看就是他对这个东西的兴趣，再一个他画在宇宙中的人，跟交响乐里面的宏大叙事、空灵的，追求这样一种意境有关系。

（文/唐晖，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壁画系主任、教授、博士及博士后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袁元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