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天衡 | 理念的辉煌——再论五百年篆刻巨匠的出新

清徐三庚孝通父

四

严格地讲，新理念只属于开创者，对于模拟传承者而言，它即是“陈”而不“新”了。邓石如“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的新理念，对传人吴让之来说，的确不算“新”。那么吴让之何以有那么大的后劲和影响力呢？有人说是邓氏传世印少，赖吴让之一生刻印二万多的发扬光大，有点道理，但不完全。试想丁敬存印仅七十余方，浙派传人济济，刻印存量更多，何以不能有吴氏那般的艺术影响力？赵之谦尝评吴让之印“手指皆实，谨守师法，不敢逾越。”纯是误评，将其喻为“谨守师法”且“不敢逾越”是说不过去的。吴让之的伟大，在篆刻的“刻”字上。他巧妙地让刀角、刀刃及刀背互换兼用，用刀一如书法的八面出锋，开创了完全区别于前贤的新理念、新技法。塑造了“浅刻披冲”朴茂自在、婉畅虚灵的新印风（吴让之《足吾所好玩而老焉》《汪鋆字砚山又字汪度》）。他曾自负地批评“刀法文氏（文彭）未曾解”。汪鋆则称其“使刀如使笔，操纵之妙，非复思虑所及。其以完白自画者，殆谦尊之说。”吴昌硕的公子吴涵刻款中有对吴让之刻印用刀妙技的记载：“家君时训示其用刀之法。”称“时”则非偶为的三、五次。令人惋惜的是，“训示”的要义，并无具体的记录，实乃憾事。倘使我们细加考察，自明末至邓石如所有大家镌刻的原石，都是深刻深挖的，其深度，无论朱白文印，都较吴氏至少深过一倍。如赵之谦的朱文印的深度较吴让之更是在一倍以上（如《为五斗米折腰》《鹤庐》印面）。“浅刻披冲”完全是吴氏横空出世的发明（吴让之《甘泉程伯宇所读书》《不无危苦之辞》印面）。正是这新理念、新技法，使其拥有了不下于邓石如的历史地位和至今依旧强大的艺术磁场。流派印章一路勃兴，到吴让之出，才有了刻技“神游太虚，若无其事”石破天惊的刀法创新。前人都忽视未被触及的，乃至玄乎其说的悖论，被吴氏揭示并淋漓尽致地得以表现。所以说，这是刀法上探索开创的新理念，是刀法走向现代的觉醒和美妙的展现，也是吴让之对篆刻创新的大贡献，堪称是三百年来无此君。其实，在配篆上巧用上下文嵌入的手段，使方正的小篆，通过他巧妙的印化，顿生出修长的姿势和妖娆的意趣（如吴让之《方竹丈人》印），此法也每为吴昌硕所借鉴（《梅厓居士》）。对吴让之用刀之特别，这一点似乎大都被印家忽视了。诚然，对于这点，吴昌硕是彼时唯一解人。而天才的赵之谦没有弄明白，故而有“学浑厚全恃腕力”，又拿同样是浅刻的钱松为例说“叔盖以轻行取势，予务为深入，法又微不同，其成则一也。”这是不准确也不符合实际的结论。不同的用刀，必然有着不同的效果。当然这种不同，的确是微妙的存在，也不是庸常可能玩味体悟的。

清吴让之足吾所好玩而老焉

清吴让之甘泉程伯宇所读书（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