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由书出，尊古维新——陈靖的书法篆刻

陈靖的创作感言说：“近钟情于战国古玺陶文临习，摹写重法尚韵，消而化之求形散神聚之气，融通辨道，尊古为新也。”一句话，泥古、巧思也。

从这样的角度欣赏陈靖书法、篆刻，答案明了。的确，陈靖好古，他游弋于先秦古玺与陶文奇异莫测的生命宇宙之间，又以现代人的精神气象，感知当代篆刻艺术的审美需求，开始了属于自己的书法、篆刻创作之路。

获奖的两件篆刻作品就是证明。作品有巧思，这是陈靖对竞技书法体制的适应，也是对当代篆刻艺术审美方式的认同。在玺印制度瓦解之时，篆刻的功能发生变化，悬墙观之，或手中把玩，成为篆刻艺术的现实价值。陈靖参展并获奖的篆刻作品，有了新的构思，他凭借自己的书法篆刻才能，赋予印屏更多的文化内涵。两件印屏都是《率和堂陈靖印稿》，一幅以篆书题耑，一幅以隶书题耑；一幅追求整齐，一幅向往洒脱，视觉感觉尚好。篆刻作品在印屏中摆布也是煞费苦心的，印文、边款，黑白分明；题跋篆书、草书相间，趣味横生，也体现出作者扎实的艺术功力。篆刻作品朱文居多，白文稍逊，有方有圆有长，正文、边款上下呼应，轻重分明，阴阳有致。印文别有洞天，方折、圆转，古意烂漫，笔意刀痕，含有原初生命的活泼、任性。大篆的开张，在方寸之地闪耀着艺术的光芒；刀石冲突，在篆刻家细腻的感觉中演化成独有的艺术魅力。深读细品，见到“吉金文字之不可及处，在能散而不乱，深得‘点画狼藉’之义”（邓散木语）。作为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当代篆刻给予我们这样的审美感受足够了。

（文/张瑞田，中国书协新闻出版传媒委员会委员）

“印从书出”“印外求印”是陈靖书法篆刻追求的方向。他自觉地将书法的取法（主要放在古文篆书一系）与篆刻的修习统一起来。于是形成了他书法高古拙朴与篆刻奇崛浑朴的风貌。

文行忠信

篆刻一艺，是书与刻互为表里的艺术形式，没有书法的修为，尤其是古文字学根基，要想在方寸之间表现古文字千变万化的机趣是万万不能的。尤其是在“书未同文”的先秦时期，无论是金文、砖文、陶文，还是六国异文和楚简、帛书等，皆一字多形，笔画多寡，偏旁挪移，上下颠倒，正反互文，是为常态。如果不能识其字，释其文，辨其形，活其书，焉能呈现于篆刻的方寸天地呢？

而“刻”则是篆刻家多维“技艺”呈现的根本。凿、切、冲、挫、轻、埋、平、复、单、双、正、侧，皆需在千般试错的练习中获取刀趣，不仅受制于文字的约束，且要在方寸空间里“游刃有余”、用刀如笔，使篆刻一艺既表现“书”之情味，又呈现“刻”的魅力，如此的高难度，使得篆刻成为相对“小众”的艺术门类。

陈靖在书法与篆刻的研习中，有着明确的方向与目标——故大篆与印文的统一，即“印从书出”是其方向，追求高古，不随流俗，“印外求印”是其目标。

发无道上心

他获奖的篆书对联“虔心问道须弥藏芥子，涤虑修身斗室坐安禅”，是在研习先秦古文字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为艺的心性所集的对联，参用战国古玺、陶文笔意书成。其用笔恪守中锋，含蓄深沉，笔墨推进中尽显“涩”意，使得线条于粗细交替中呈现“沧桑感”。他的直线是曲中的直意，他的曲线有曲中的直姿，看似并不婉通，然有“万岁枯藤”之象。他的结字首重造型，将每一个字的空间形象都塑造得别具情味，正中寓奇，纵横开合，疏密交替，收放自如，多变的笔势与丰富的字势交相辉映，有如老衲坐禅，气定神闲。在书法中，墨法随着制墨工艺的改进，已很难呈现古法研墨在宣纸上的韵味了，多见浓枯之变，而少五色斑斓。陈靖在书法的创作上，特别在意墨色层次的多变性及洇渗效果，如上联的第一个字“虔”，即有王铎的涨墨意味，块面感并无淹没线条的可辨性，所谓中锋的“一缕浓墨正当其中”，线之四侧则水墨氤氲，一派华滋。而与之相对的下联首字“涤”，可谓老笔纷披，虽枯实腴，并不见散乱无绪的“乱头粗服”之象。仅凭作品图片也可窥其墨色的丰盈，若观原作，相信更能带给我们视觉的冲击。他在上联右侧用草书标注其文字及书法笔意的由来，并释其联文。下联右侧则抄录北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中的“逸格”一条，后缀一句“书画、篆刻亦同其理”。下联左侧则是创作的时间、地点、作者等内容，使对联的整体章法，不惟有书体的变化（大篆、草书），也有对篆文作释文与释义（拙规矩，鄙精研，笔简形具）的作用，同时草书在对联两侧的不规则（长短错落）呈现，也不期然增益了装饰性效果。然上联右侧在释文之下又多出一联“心容妙理虚空小，道契真如法界宽”，不免多余。下联右侧所引《益州名画录》中的“逸格”条亦未注明出处，而在“逸格”条后增加“书画篆刻亦同此理”，表述与黄休复重复。黄休复本来是谈“画”，改为“书法、篆刻亦同此理”更准确。《益州名画录》“逸格”条“……由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应为“出于意表”。一字之误，文意大乖。

乙卯三月廿六吾以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