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刚 | 《昆仑刻石》献疑

在兰州参加《悬泉汉简（伍）》定稿会时，看到了秦“昆仑刻石”的报道，我曾经就秦泰山刻石做过研究，多年来一直关注战国秦汉文字和书体的研究。今年又通过撰写《大篆新说》和《再议“秦书八体”》，对战国时期秦系的各类文字进行了仔细的梳理。看到这几天学界和社会各界都在热议这件刻石的真伪，也从文字和书法的角度，提出自己的几点意见。

秦纪功刻石中《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芝罘刻石》、《芝罘东观刻石》刻于二十九年，《碣石刻石》刻于三十二年，《会稽刻石》刻于三十七年。“昆仑刻石”的年代已经有“廿六年”、“廿七年”、“卅七年”几种释读，不管哪一种，都与秦刻石的年代相关。那么“昆仑刻石”与其他秦刻石有没有可比性呢？我们先来将其与保留了原石形态记录的泰山刻石做一下对比。

秦代之后，泰山刻石的再次进入世人的目光，是在北宋。“大中祥符岁，真宗皇帝东封此山，兖州大守模本以献，凡四十余字”（赵明诚《金石录》卷十三）。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政和三年（1113）刘跂两次考察泰山刻石并摹拓，在《泰山秦篆谱》记载了刻石的形状、款式：

“其石埋植土中，高不过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广狭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砻。所谓五十许字者，在南面稍平处，人常所摹拓，故士大夫多得见之。其三面尤残缺蔽暗，人不措意。余审视之，隐隐若有字痕；刮摩垢蚀，试令摹以纸墨，渐若可辩。自此益使加工摹之，然终意其未也。政和三年（1113）秋，复宿岳上，亲以毡椎从事，校之他本，始为完善。盖四面周围，皆有刻字。总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从西南起，以北东南为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东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复转在西南棱上。每行字数同，而每面行数乃不同，如此广狭不等，居然可见。其二十行是始皇辞，其十行是二世辞，以《史记》证之，文义皆具。计其缺处，字数适同，于是泰山之篆遂成完篇。”

从刘跂的记载看，泰山刻石“似方而非方，四面广狭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砻。”不象汉碑那样是修整四方的碑石，每一面行数也不相同，刘跂的《泰山秦篆谱》，后来被潘正夫取入《绛州帖》，虽是缩临本，但行列段数，周匡剥泐，悉仍跂旧。而且表面也没有磨成光滑的平面，这是早期碣石类刻石通常所见的形式，与后世翻刻的《峄山碑》决然不同。单从形制及“不加磨砻”，随石质自然的刻制方式看，“昆仑刻石”倒是符合早期碣石类刻石的特征的。刘钊先生在《我对昆仑刻石的看法》中说到：“昆仑刻石铭文的上部是因石材的形状确定的，可以称为“因形布字”，故行款每行2字到4字不等，这种行款很少见。从照片看，文字似乎也不在一个平面。”他认为“以上两点都符合就地取材，自然随意，不求标准的当时情境。”然而我们在先秦到秦汉的刻石中，从未有这种每行字数如此少而且不一致的刻石。况且此石的位置靠近地面，石的形状如此狭小，何以在这样的位置，这么局促的空间刻一方刻石呢？另外从其行款、字的疏密大小、以及用笔的笔势等方面看，这件刻石属于作伪的可能性极大。